让我们先来看一份韩国首尔分娩信息中心发布的“孕妇生育前注意事项指南”：
1.在孕妇生育之前，要检查一下家里的生活必需品，卫生纸、牙膏、肥皂、清洁剂等等的余量都要检查一下，不要让在家的人感受到不便。 2.生产前要为丈夫准备好菜肴和3-7天的换洗衣物，因为他肯定不擅长做饭。 3.在生产时把头发扎起来，这样即使没有洗澡也不会显得邋遢。 4.在孩子出生后，要把小码的衣服挂在显眼处，提醒自己控制体重，少吃食物。
这一份“指南”立刻遭到韩国女性集体抵制，很快就被下架了。
再来看一组数据：
2023年，韩国新生儿出生人口数量为23万人，这一数字直接创下了自1970年开始至今的最低水平，生育率达到了惊人的0.72%。
而日本就算加上了海外出生的新生儿，数量也只有70万人，总生育率同样是历史新低。
我国就更不用说了，2024年预估的数据可能还不到900万人，虽然基数庞大，甚至不如刚建国时的出生人口数量（1275万）。
“少子化”危机席卷了中日韩三国，是什么让东亚女性宁愿孤独终老，也要不婚不育？
尖锐的社会矛盾
东亚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影响，其中日本有一个明显的从“明治维新”为分界线的转变，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逐步倾向于学习欧美国家的社会文化。
传统的日本家庭构成是男主外、女主内。一个外出养家糊口的爸爸、一个做家庭主妇打理内务的妈妈。
上世纪50-80年代，当时的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男性基本都是企业正式员工，薪水足以养活全家人。
可是从90年代往后，日本企业的正式员工比例降低，派遣员工比例逐渐升高，薪资水平根本不足以养活一家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生根本不可能去和一个无法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的男性发展婚姻关系，于是，推迟婚育、不婚不育就成为了潮流。
讲完了日本，咱们再来谈谈韩国。
韩国可谓是阶级对立、性别对立体现得最为尖锐的一个国家。
二十多年前，韩国极其盛行男尊女卑，再加上孕检技术的逐渐先进，当时很多的韩国家庭就会留男胎堕女胎。
可即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韩国高层和韩国男性依旧秉持着传统观念，甚至相关的犯罪事件层出不穷。
在韩国的女厕所，可以看到隔间门板上有无数细小的孔洞，被女孩们用卫生纸堵住，那是一些图谋不轨者专门钻的洞，用来偷拍。
除开前些年无人不知的“N号房”事件，前段时间，韩男们又利用AI技术，
将普通女孩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的照片上的脸，p到不法网站的小视频女主角脸上，以此来满足他们令人作呕的私欲。
这件事引得韩国女孩四处求救，到各个国家的大平台网站上发出求救信息。
看到这些事件，也怪不得韩女说不生就不生，甚至喊出了那句著名言论：
“我的胯下不能生出歧视我的性别，我的血肉不能变成刺向我的钢刀。”
女性意识觉醒
除开社会矛盾之外，东亚三国共同的不婚不育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女性意识觉醒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为之而努力。
要谈女性意识，就要先谈“自我意识”。
从心理学方面讲，自我意识就是对自己身心活动的觉知，也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心理状态、性格特点、人际关系等等。
同时，它还意味着“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是由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调节共同组成。
正确的自我意识形成于正确的自我认知、客观的自我评价、积极的自我提升。
在传统观念和传统家庭角色中，女性基本没有觉醒，即使觉醒了，也无法脱离自己的家庭，在社会上更是寸步难行。
鲁迅在北京女师大的演讲《娜拉走后》中提到：
作品《傀儡家庭》（又译《玩偶之家》）里的贵族女性娜拉，原本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在自我觉醒后决定反抗丈夫和世俗的枷锁，毅然决然离家出走。
作品到这里就闭幕结束了，接下来是留白，是开放式结局。
鲁迅先生认为，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走了之后，免不了堕落（成为妓女）或回来的结局。
那如何才能真正离开呢？直白一点说，就是要有钱。
即使女性去争取经济权是很难的，“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但鲁迅先生还是鼓励女学生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战斗，去获得经济权。
现在，千千万万个娜拉已经出走了，她们既不会堕落，也不会回来，而是要去追寻“经济权”，
将未来的道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将自己的事业放在人生的第一位。
既然事业放在了第一位，那么婚育当然是无限靠后了。
大多数的东亚女性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将结婚和生育作为人生的备选项，而不是必选项。
自由和家庭
告诉你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冷知识”：
只有在东亚，婚育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选择了结婚对象就意味着选择了生育对象。
有人会问：“这不是废话吗？我当然只能跟结婚对象生孩子了！”
其实这是由于中国家庭乃至东亚家庭的传统观念，以及“子女中心主义”的影响，家庭的所有资源都向着子世代而倾斜。
但事实上，我们只能在东亚看到结婚对象和生育对象高度一致的情况。
在美国，有许多女性——特别是底层普通女性，会选择婚姻之外生育。
她们不结婚就生下孩子，即使有了孩子之后，也不和生孩子的对象结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进入婚姻。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对此作出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女性对于结婚对象的要求远远高于生育对象的要求。
这和东亚母亲的选择恰好相反，很多人都认为要选择一个长相出众、基因强大的人作为生育对象，培养出更好更优的下一代。
而美国女性则认为，孩子的父亲不需要长相很好、学历很高，因为她们对孩子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而结婚对象是拿成年人的标准衡量，要求对方忠诚负责，或者灵魂共通，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好等等。
在东亚女性为了脱离家庭、奔向自由的同时，欧美女性其实在用一种更为超前的方法定义自由。
目前来看，生育率下降对于各国来说，带来的弊大于利，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日本已经推出政策，学习西方国家“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度，给予年轻人更小的压力；
我国某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婚育奖励制度，为推动出生率上升做出转变。
我们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为出生率上升做出贡献，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也希望未来社会的环境会变得更加良好，政策福利增加，年轻人经济负担减小，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孕育出一个爱情的结晶，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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