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壮烈牺牲，年仅38岁。因种种原因，李大钊牺牲6年才得以举行葬礼。
1933年4月，为了保证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平安顺利抵达万安公墓，党组织负责人找到北平法学院的学生李时雨，指示他一定要组织好李大钊同志的出殡活动。
李时雨以李氏家族晚辈的身份送葬，根据组织安排。23日葬礼当天，李时雨头戴白色孝帽，专门负责跟着李大钊10多岁的儿子，跟在灵柩旁寸步不离。这样既能防止他到时候被军警驱逐，如果不幸被捕，也能有说辞逃脱。
当灵柩在群众的簇拥下缓缓抬出后，李时雨便紧紧跟随在灵柩一侧，后面跟着数百名群众一起送丧，他们一边走一边撒传单，嘴里还喊着口号。送葬队伍的群众越来越多，口号声、哭声震响了半个北平城。
途中，反动军警果然出动驱散人群了，李时雨见状，始终跟在李大钊小儿子身旁，护送着灵柩一路来到了万安公墓，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李时雨其实并不是李大钊家族中的晚辈，他只是跟李大钊同一个姓氏而已。
李时雨是黑龙江人，原名李亭芳。少年时，他意外阅读了《水浒传》，被梁山好汉深深吸引，对“及时雨”宋江更是钦佩不已。于是，他便给自己改名为“时雨”。
1926年，李时雨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很多进步青年，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中学毕业后，李时雨考入了北平法学院。最初的两年间，李时雨认真学习，几乎不问世事，埋头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身边同学都以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一下子打醒了李时雨，他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不久后，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此后几年，在党组织的安排和领导下，李时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运动和抗议游行示威的活动中。1933年，负责李大钊烈士的葬礼工作也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4年，李时雨大学毕业后，奉命打入东北军。自此，李时雨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潜伏生活，甚至一路高升，一直做到了国民党少将。
在东北军期间，李时雨经常利用军中将士们闲聊的时间宣传中共的主张，这一做法对不少战士们产生了极大影响。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李时雨在这里的工作难以继续开展。于是，他决定经天津前往北平寻找党组织。
然而，因日军攻占天津，切断了去往北平的交通，李时雨便无奈滞留在了天津。但幸运的是，他与当地中共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并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得以继续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这一时期，李时雨成功打入了天津法院，并因此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通行证。这使得他顺利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传达党的情报，完成秘密任务。不仅成功运送了电台机械、马达，还烧毁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冯冀的有关卷宗，导致法庭审判时没有任何证据，只好将冯冀无罪释放。李时雨以这种方式完成了营救冯冀的任务。
1939年，汪精卫投敌叛国，勾结日本侵略者，策划建立伪政权。根据中共党组织指示，李时雨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成功打入汪伪政府，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汪精卫投敌叛国活动的情报。
1940年4月，李时雨担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在陈公博手下工作。期间，他靠着接近陈公博逐渐打入了汪伪政府高层的核心圈子。
因为陈公博的信任，李时雨被汪伪政府的其他人看作是陈公博的亲信。因为这层关系，李时雨得以避免了很多麻烦和质疑。
很快，依靠大树和出色的个人能力，李时雨很快便在汪伪政府中节节高升。与此同时，他频繁出入各种交际场合收集情报信息，为中共提供了大量资料。
1941年，李时雨将日军的“扫荡计划”及时传递给新四军，避免我军大量伤亡，同时，他还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暗中保护了我党的很多同志。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戴笠下令“肃奸”，李时雨下一步该何去何从，他还在等待党组织指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时雨的“好友”大律师余祥琴极力拉拢他跟随自己加入军统。原来，余祥琴是军统安插在汪伪政府中的。
李时雨认为这是个打入军统的好机会。于是，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李时雨又进入了军统。因工作原因，他能够更方便地接触到军统的机密文件，李时雨就经常将这些文件写成情报秘密传递出去。使得一些在军统暗杀名单中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得以及时逃脱。
李时雨打入军统后，积极接近军统高层人士，尤其获得了戴笠的信任。这为他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李时雨在军统位置越做越高，甚至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这令他心中有些不安，为此，他还曾询问组织的意见：“是不是要继续在军统干下去？”
党组织很快便给了回信：“官越大，越便于接触到有价值的情报，不要怕，大胆往上爬。”
于是，李时雨便安下心来继续待在军统中。但随着军统内部权力斗争越发激烈，李时雨逐渐被对手盯上，并被查出与中共地下党有牵连。
1946年9月，正准备飞往北平的李时雨被逮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李时雨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三个多月后，因为军统没有实际证据，加之外边的同志和朋友们四处运作疏通关系，李时雨的案子被转移到了上海。不久后，在军统的控制下，李时雨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
然而，1949年2月，因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已经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于是，便下令释放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就这样，李时雨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的第二天，他便与中共上海局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同年4月，刘少奇在北平亲自接见了李时雨，对他多年来潜伏敌人传递情报的革命功绩进行了表彰。与此同时，李时雨终于公开了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第一次穿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
参考资料：文史春秋2022年8期、党史文苑202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