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14日，突破香港最高票房记录的电影《破·地狱》在大陆上映，“破地狱”是香港主流丧礼的仪式，“喃呒师傅”冲破地狱让亡灵得到超度，“行街”则处理亡人的身后事，影片中几次葬礼的呈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主角魏道生讲了一句话：“我们从出生那一刻，人生就已经在倒数了”，这也引起我们的思考：你想在一场怎样的葬礼中与世界告别？
美国正在悄然经历一场死亡革命。您可以选择冷冻葬、水葬、遗体堆肥、蘑菇寿衣等新方法来处理您的身体；您的亲友可以将您的遗骸制作成珠宝、玻璃球和艺术品，继续与您做伴；人们可以把自己安置在风景秀丽的花园公墓、草坪公墓、乡村公墓，也可以把骨灰抛撒在寿命长达千年的红杉树下，甚至还可以让骨灰进入太空；选择家庭自办葬礼和绿色葬礼的人也在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遗体处理对环境的影响。
在当下的美国，死亡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得到重塑：遗骸的处理、全新的仪式、来生的观念。
《我想这样被埋葬》全面、客观地记述了这场死亡革命的细节，深入分析了催生变革的社会因素与人们的心理机制。道迪发现，通过革新殡葬风俗，美国人正在重塑他们对人格、仪式和代际关系的看法。
万圣节前夜，新奥尔良的法国区。我的合作者、联合导演丹尼尔在一家戏装假发店前面的人行道上架起了摄像机，录音师测试了吊杆话筒。那天晚上，假发店营业到很晚，里面挤满了事到临头才来购物的顾客。夕阳西下，三三两两尚未喝多的成年狂欢者开始源源不绝地从我们身旁走过。我们当时还处于纪录片拍摄的早期试验阶段，所以看起来可能更像一个预算有限的电视新闻报道组。我们要采访的是“路人”——或者说是街头的女巫、仙子、独角兽——反正能找到谁就采访谁。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上街拉客的风尘女子，紧张兮兮地勾搭陌生人。我当时穿着黑色的紧身外套，看起来可能有点像哥特式女人。虽然我不是这条街上最怪的人，但有些人还是选择绕开我们，走到了路对面。我猜应该是摄像机和灯光设备有些吓人吧。其他人倒是乐意聊聊。
《我想这样被埋葬》实拍图
傍晚时分，一个独自路过的年轻（也可能不年轻）男人停下脚步，表示愿意配合我们。他从头到脚一身黑：黑西装、黑领带、配套的黑色战壕风衣，整个脑袋都套在一条黑丝袜里，头上还戴着一顶费多拉帽。这是个“隐形人”。有人说，我跟人聊天时总习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双眼。但面对这个“隐形人”，我的目光只能像探照灯一样在他脸上扫来扫去，根据凸出来和凹进去的地方，判断他的眼睛大概在哪儿。所以聊天期间，我根本看不出他是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还是在凝视我肩膀后面的某个没影点。
我先问了一下他叫什么、从哪儿来，算是暖场。特雷弗语速很快，更诡异的是，他似乎对我当晚的那个大问题有备而来。我问：“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想找个合法的方式，把遗体放到长沼里。我不想要什么坟墓，也不想被火化。就把我的遗体放到长沼里，让它回归沼泽吧。”
《我想这样被埋葬》实拍图
至于仪式，他说他想只搞一个守灵活动，而且要亲自参加。他有个朋友得了癌症，不久前刚去世，大伙就给她办过这样的。她离世前的那个周末，大家齐聚在她家，一起做饭、聊天、听音乐，后来她说有点累，便上楼休息，然后就永远地睡着了。
快讲完朋友的故事时，他哽咽起来。我看到两个湿乎乎的圆点在那个紧贴面孔的头罩上扩散开来，颜色变得甚至比布料本身还要黑。那双我看不到的眼睛开始流泪。隐形的人哭出了有形的泪。我深受触动，说不出话来。那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悲伤。他整理了一下情绪，说：“但是，就该那样。”我谢过他后，放他走了，心中暗暗希望他去参加派对时情绪会好一些。至于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我没问出来。
我一直忘不了这段采访，因为它代表了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问出那些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及其可能造成的风险。我很可能触发一连串极为脆弱的反应，比如创伤、焦虑、放不下的伤痛，或者那个最普遍的存在危机：我们为什么活着，又打算怎么活？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的悲伤，因为我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悲伤。那一刻，我们违背了高高在上的学术规范，我不是研究者，他也不是研究对象，悲伤让我们的心灵短暂地相通。
《我想这样被埋葬》实拍图
这个有关当代美国丧葬习俗的研究项目，虽然正式启动于2015 年的那个万圣节前夜，但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酝酿了。我想以这种方式来应对自己五年之中失去四位至亲的伤痛。他们每个人的死都不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可每一次都是先火化遗体，再确定骨灰怎么处理、办什么样的仪式——是抛撒，还是埋葬，是制成首饰或庭院水盆，还是装在可生物降解的盒子里，放入那条从我童年家乡流过的河中。那以前，我几乎没想过人死了以后，当肉体变成一具你已经认不出来的一动不动的空壳，变成生物和化学物质的集合体，进而慢慢变成别的东西时，会发生什么。悲痛欲绝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开始对美国人如何处理亲人遗骨产生了兴趣，想做进一步了解；我也想知道他们对于我们是谁、死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到底秉持了怎样的信念。于我而言，做研究是情绪处理的一种形式。我慢慢开始操作这个项目，刚开始是以历史调查的形式，遇到独立电影人丹尼尔·卓克斯之后，又增加了纪录片的形式，因为这样既能把我想写到纸上的东西拍摄下来，也能提供有益的补充。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偶然闯入了一片“分崩离析”与“欣欣向荣”正在同时发生的文化领域。跟一位又一位的殡葬师交流时，我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听2017 年采访分销新奇丧葬用品的斯坦时听到的说法：“殡葬公司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的变化加起来，都不如近十年的变化多。”
从2015 年到2020 年，我走遍美国各地，寻找殡葬业的创新者，或是那些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并能解释其中缘由的专业人士——殡葬师、设计师、墓地老板、临终导乐，了解他们正在目睹、很多时候也正在努力推动的变化。我还走上街头，同特雷弗那样乐意聊聊的人交流，请他们回答这两个几乎算是触犯忌讳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去世后会发生什么？你希望遗体被怎样处理？
《我想这样被埋葬》实拍图
我找人有时凭直觉，有时靠打听，找到后经常会跟踪采访一段时间，搜集他或她的人生故事、工作经历，尽力弄清楚促使其进入殡葬行业的来龙去脉和相关事件。我在本书中描述的一些新生的殡葬形式，或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过于荒诞不经，但我的初衷绝不是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我受过的人类学训练让我想去理解那些共同趋势和共有关切，同时也留心各种分歧、差异和暗流。我其实可以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只关注那类排场隆重、博人眼球的名人葬礼，或者讲讲某个男人被放在他的凯迪拉克轿车里下葬（进而让他死后成名）的故事。但那样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让人以为我感兴趣的新生的殡葬形式只是稀奇古怪的个人行为，而非意义深远的文化习俗。
虽说我在这段旅程中遇见过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但我更愿意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诚然，压根就没有所谓的“普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但这些人之所以做那些事，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博取眼球。他们不是粗浅意义上的带货红人，而是有文化影响力的人；他们被纳入一种渴望的暗流之中，想要得到的是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一种宇宙层面的重新调整。
【作者&译者简介】
香农·李·道迪（Shannon Lee Dawdy）
人类学者、考古学者，2003年获得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院。她已经出版的其他作品有《铜锈：世俗考古》（Patina: A Profane Archaeology）和《建立魔鬼帝国：法属新奥尔良殖民地》（Building the Devil’s Empire: French Colonial New Orleans）。
丹尼尔·卓克斯（Daniel Zox）
摄影师、独立电影制片人，美国西北大学电影硕士。他拍摄的摄影作品和电影曾出现在“西南偏南”电影节、威尼斯双年展等等。
李鹏程
本书译者，已出版的翻译作品有《风雨横渡》《4321》《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等。
【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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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样被埋葬》
[美]香农·李·道迪 著
[美]丹尼尔·卓克斯 摄
李鹏程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乐府文化
美国正在悄然经历一场死亡革命。您可以选择冷冻葬、水葬、遗体堆肥、蘑菇寿衣等新方法来处理您的身体；您的亲友可以将您的遗骸制作成珠宝、玻璃球和艺术品，继续与您做伴；人们可以把自己安置在风景秀丽的花园公墓、草坪公墓、乡村公墓，也可以把骨灰抛撒在寿命长达千年的红杉树下，甚至还可以让骨灰进入太空；选择家庭自办葬礼和绿色葬礼的人也在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遗体处理对环境的影响。在当下的美国，死亡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得到重塑：遗骸的处理、全新的仪式、来生的观念。
一个社会对待死者的方式和态度是了解这个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有力线索，而作为社会活动的葬礼也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之一。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香农·李·道迪（Shannon Lee Dawdy）聚焦美国葬礼革命，以人类学家的身份闯入了暗潮涌动的殡葬行业，与殡葬师、防腐师、设计师、公墓所有者、死亡导乐、创业者以及遗属交谈，真实记录下当代美国人对死亡的态度迅速变化：人们不愿意放弃这最后一次张扬自己个性的机会，寻找自己（或为自己亲友寻找）最适合的遗体处理方式成为最后的愿望。精心策划的葬礼对治愈亲友们的丧失之痛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
《我想这样被埋葬》全面、客观地记述了这场死亡革命的细节，深入分析了催生变革的社会因素与人们的心理机制。道迪发现，通过革新殡葬风俗，美国人正在重塑他们对人格、仪式和代际关系的看法。殡葬业者在追逐利益和人性关怀之间寻找着新的商机，同时，他们还面临着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当代人的死亡观念变得既更加物质化，又更加精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