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许鹿希
■ 父亲：“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
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稼先回到家里，跟我说他的工作有调动。我问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能说。我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接着我问他，那我能给你写信吗？他回答不能。
此后，稼先经常是一个电话打来，说他马上要出差。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问。我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每一次离开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来也是突然的。
回来一般是白天，突然就回来了，回来后吃一点东西就去休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9点，小车来接他，把他接到中南海，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到了半夜3点多回到家，他依然是什么也不说。
左二邓稼先（后立戴眼镜者）
直到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还是不能跟我们说。但时间长了，我隐约感觉到他与原子弹研制有关，却还是从来不问。
我的父亲许德珩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是好朋友，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
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严伯伯来我家做客，我父亲拿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跟严伯伯说：“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伯伯说：“你去问问你女婿。”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厅，拄着拐杖，哈哈大笑。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一张特殊的照片
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是因为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他骨髓里就有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中国的核试验，我们知道的是四十五次。
其实，还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
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稼先就亲自去找，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受到了放射线侵害。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我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
平时，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我想可能是他在找到这颗核弹以后，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影响，就一反平素的习惯，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稼先怕我担心，从没给我看过这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照片还是在赵敬璞部长家里。
1966年国庆节，邓稼先（右）与钱学森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被准许。当时，医院给中央军委递了一个报告，说已没有办法挽救邓稼先的生命，让家属准备后事。
中央军委给出一个意见：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之前，要对他解密。所以，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相关事迹。
那一天，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许鹿希，邓稼先还活着吗？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一下子都在报纸上刊登了？”
我看了报纸后，也绝望了。我知道，邓稼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984年10月16日，聂荣臻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张蕴玉副主任，著名科学家邓稼先畅谈
从1985年7月31日稼先查出癌症住院，到1986年7月29日他去世，稼先在医院里一共住了三百六十三天。在这不到一年的日子里，稼先依然心系着他所从事的科研事业。大夫不让他看资料，我帮他把一本本厚厚的资料藏在衣柜里，用衣服盖着。
也有人觉得稼先傻，觉得他不值得。稼先是极聪明的人，他二十六岁就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钱三强他们都叫他“娃娃博士”。很多人都说以稼先的聪明才智，想在国外过富足生活，其实很容易。
但是稼先偏偏选择了回国，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祖国的强大与祖国的建设牺牲一切。但是，作为稼先的妻子，我是理解他的。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争了中国人的气，是值得的。
■ 母亲再也听不到他的呼唤
我与稼先第一次相见时，是十八岁。那一年，我刚刚考入北京医科大学，那时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做助教，他教我们系的普通物理学。
在这之前，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没有见过面。我的父亲许德珩与他的父亲邓以蛰是世交。在我小的时候，邓伯伯时常会约我的父母去家里做客。
邓稼先，1950年8月20日摄于美国普渡大学
1953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稼先已从国外学成归来两年，我们结了婚。我们二人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我很欣赏稼先对物理科学的专注，他待人随和、厚道，我觉得选他作为爱人，很可靠。
1953年至1958年，是我与稼先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经常会跟钱三强、彭桓武等先生们在一起讨论学术，我能感受到他在那种气氛里的轻松与愉悦。
他也偶尔会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当时的稿费并不低，所以每次他拿到稿费后，就很开心地跑到玩具店里给孩子们买玩具。可是，这样的时光，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稼先去世，就再也没有过。
1962年，邓稼先全家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1958年，稼先接到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后，我一个人抚养孩子、照顾四位老人。这期间，最大的心酸倒并不是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的难处，而是要面对外界各种人的非议与亲人的不解，甚至有人都说稼先跟我离婚了。
我和稼先之间有一种默契，那就是我既然支持他的工作，这一路下来，稼先和我无论受多少委屈、吃多少苦，哪怕不被人理解，我们都不去计较与抱怨。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佩戴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摄于北京301医院
稼先的父亲肺癌住院的半年里，他没有时间去医院照顾。而他的母亲病危时，恰巧是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九院的党委书记，说稼先的母亲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能不能叫他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
书记跟我说：“现在任何事情，稼先都回不去。一旦可以回去了，我们就立即派人送他回去。”书记提前给他准备了一张机票，原子弹一旦爆炸成功就让他回来。
医院里的大夫尽最大的力量维持着稼先母亲的生命，而母亲在最后的几天里已经昏迷。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组织上立刻安排稼先回京。
他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稼先使劲地喊母亲，可是母亲已听不到他的声音。后来，稼先就使劲地捏母亲的手，这时，母亲的手动了一下，溘然长逝。（叶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