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9日恰逢彼得大帝的350周年诞辰，伴随着诸多纪念活动和各类以古喻今抑或借古讽今的评论，以铁腕改革和大北方战争奠定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彼得自然被人一再提及，乃至在坟墓里喷嚏连天。
那么，在距离彼得更近的十八世纪，西欧启蒙知识分子和土耳其人又是如何看待“大彼得”治下的俄国崛起呢？
这里不妨摘引“大军团之父”、《战术通论》作者、启蒙沙龙常客吉贝尔（Guibert）的看法，看看彼时这些“高贵的野蛮人”给西欧人留下了何等印象：
设想一下，一个有活力的民族突然在欧洲崛起，它有才干、有手段、有[良好的]政府；这个民族将朴素美德、民族武力与恒定的扩张计划结合起来，从未丧失自己对制度的看法，它了解如何以低廉代价发动战争，清楚如何以战养战，不会因为财政考量而不得不放下武器。这个民族将会如同北风吹折苇草一般征服其邻人，颠倒其政制。
欧洲不会崛起一个这样的民族，因为没有一个欧洲民族既强大，又新锐，它们都一步步地被同化，完全陷入堕落。它们都有着破坏一切爱国主义情感和美德的政府。当腐败猖獗到悍然攻击行政机关、官员、宫廷乃至婴儿摇篮的种种原则时，就几乎不可能指望它还能再生了。这样的民族只可能来自邪恶的家园。
本世纪初曾有一个民族处于令人敬畏的地位。他们的君主[彼得大帝]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或许是有点太受崇拜了，于是并没有因此受益。他将虚假的政治作为制度根基，太急于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光亮，把欧洲的所有技艺都引入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也引入了恶习。他把俄国[核心]置于因格利亚和利沃尼亚，因此实际上是把自己所有的手段都集中到国家的边缘地带，让帝国的其余部分陷入停滞。他想享受生活，为了鲜花忽略了果实。要是他能不那么深度卷入欧洲政治；要是他在吸引有用技艺进入自己的国度时能够拒绝那些奢侈和软弱；要是他不去建造城市，而是在乡下开荒；要是他没有因为过于频繁地与外国人接触而使臣民失去做大事所需的野蛮酸性；要是他只是在他的国家里传播必要的启蒙以增强其力量，并且习惯性地抛弃那些可能使其软弱无力的东西；要是他活得更久，他的继任者也遵照类似的计划以同样的原则行事[译者注：可见，著名伪造文书《彼得大帝遗嘱》在吉贝尔时代尚未进入主流]，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就会是欧洲最具威胁性和最令人生畏的国家。[1]
[1]Guibert,J.-A.-H.de,Essaigénéraldetactique.Londres,1772,t.1,p.vii-viii.
由此可见，在吉贝尔等人眼中，俄国崛起的背后原因乃是俄罗斯人的秉性，它原本或许可以让这群“高贵的野蛮人”横行欧洲，但多亏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和后继者自相矛盾的计划，他们也已逐步欧化、腐化，不至于如罗马帝国末年的蛮族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样的观点有几分符合史实自然有待商榷，但这种“原始武德论”、“高贵野蛮论”本身却已是当年启蒙知识界里屡见不鲜的现象。
吉贝尔的著作最早在伦敦和列日发行，后来才辗转传入法国
另一方面，毗邻俄国，因俄国崛起而国运日衰的奥斯曼土耳其也对俄国产生了异样的观感。卡赫拉曼·萨库尔（KahramanSakul）的论文《奥斯曼的全球时刻：发生在黎凡特的第二次同盟战争》（ANOTTOMANGLOBALMOMENT:WAROFSECONDCOALITIONINTHELEVANT）对此描述甚为详尽，笔者在此稍作概括。
起初，土耳其人不过是因俄罗斯人信奉广义基督教而将其视作“欧洲的乌兹别克人”，也就是基督世界里的北方戎狄。彼得大帝兵败普鲁特河也让他的改革起初并未受到土耳其人重视。以1722年出使彼得堡的穆罕默德阿迦（MehmedAa）为例，他并不关注彼得的广泛改革，仅仅提到图拉等地兴建要塞，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彼得喝“大麦汁”而其他臣下喝茶（ay）或彼得用六头熊拉雪橇这样的细节上。
可随着俄国的崛起，它也逐步成为土耳其人眼中的改革样板。1757年出使俄国的奥斯曼埃芬迪（OsmanEfendi）已经开始以复杂的笔调描述俄罗斯人，从前的使者往往会鄙夷俄罗斯人的顺从、麻木，奥斯曼则盛赞俄军士兵严守纪律、吃苦耐劳，甚至举出夸张案例认为俄国兵哪怕失火时面临生命危险，未得军令也决不离岗，进而以此指责本国军人骄奢淫逸难堪大用。奥斯曼一方面哀叹俄国“赖雅”（reaya，即农奴）命运悲惨，任凭蒂马尔领主（即地主）摆布，一方面又赞叹俄国社会惯于服从，认为这才是法治，远远优于当时土耳其的混乱现状，除此之外，俄罗斯国家机关对暴力的垄断也让始终面临棘手地方问题的土耳其人倍感艳羡。
1771年被俄军俘虏的内贾蒂埃芬迪（NecatiEfendi）也同样惊叹于俄国士兵的吃苦耐劳，在他看来，应征入伍的俄国“赖雅”此生再也见不到故乡，报酬却只有每天4个阿克切（ake），伙食也不过是每三天下发3个kyye（约合4千克）的黑麦面包。在内贾蒂看来，与俄军相比，那些待遇优厚却不敢交战，在逃亡中死去的土军压根配不上“烈士”称号，他认为土军多半是为了博得恩宠和奖赏才入伍，一旦军饷和食物陷入匮乏就不愿出战乃至拒绝执行命令，遇见敌人则干脆劫掠完自家营地再逃亡。
研究奥斯曼军队的著作《苏丹的盾与剑》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艾哈迈德·卡维德贝格（AhmedCavidBeg）在奉塞利姆三世命令撰写俄土战争历史时干脆认为俄国等欧洲国家的军人实在是太过单纯，只需要用“荣耀和奖赏”就能把他们训得服服帖帖，因而完全服从军官的命令。艾哈迈德·卡维德甚至夸张地写道：
当法兰克人[欧洲人]的军官下令“停下！”后，士兵就笔直地站到世界末日，这和我们的士兵截然不同。
与他同期的贝希奇埃芬迪（BehiEfendi）也在为塞利姆的改革大吹法螺，因而不吝笔墨地描述了他眼中的彼得大帝改革：
莫斯科人是所有法兰克人中最邪恶的一个民族，它原本只是一个卑下、可鄙的民族。与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资本、人口、耕地和其他物品方面，这个野兽般的国度是最贫穷的。大约八十年前，一个自称为沙皇的人——这是个好奇、聪明和狡猾的异教徒——询问了邻国的状况，并招募了应用科学、地理、政治科学、要塞和航海技术方面的外国专家，特别是有能力的工匠和手艺人。依靠他们的服务，他和他的继任者在三四十年时间里成功地教育了莫斯科民族，这头没有智慧的野兽原先即使在棍棒的管理下，也无法在十年内学会最简单的事情。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现在几乎可以与那些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国家相提并论。
贝希奇行文中自然充斥着对异教徒的公然鄙视，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艳羡之情却不啻为对彼得大帝的最佳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