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首刀是刀币中最早的一种形式，其形制是从刀背、刀柄形成一道弧线，刀柄较细，刀首和首刃均为斜尖状。“尖首刀”之名，源于清代古钱学家李佐贤的《古泉汇》，因其“刀形上锐，故以尖首刀名之”，后世约定成俗，但其正式称谓仍是刀化。
尖首刀的族属以及源起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多名学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对尖首刀的族属、源起等问题进行较为细致考辨，期冀对同行有所帮助和启迪。
一、出土地点
建国之后，尖首刀出土比较多，大都有详细的出土地点。下面本人列举一些数量量比较大或有重要意义的出土发现：
1、1974年，辽宁凌源县小城子公社修杖子大队第九生产队发现一陶罐窖藏，出土尖首刀943枚【1】。
2、1975年，山东临淄齐故城西朱石桥村发现一批尖首刀，保存完整的有817枚【2】。
3、1976年，在滦平县虎什哈公社炮台山一山戎墓葬出土1枚尖首刀【3】。
4、1976年，河北石家庄西北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灵寿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尖首刀【4】。
5、1978年，在北京延庆县香营公社辛庄堡出土尖首刀1350枚，约30公斤【5】。
6、1979年，张家口市庞堡区白庙村东周墓地的发掘中，M57和M91各出1枚尖首刀【6】。
7、1980年，天津宝坻县牛道口村西北出土尖首刀25枚【7】。
8、1982年，在河北藁城县北楼村出土92枚尖首刀【8】。
9、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尖首刀1854枚，其中较为完整和钱文清晰的有1196枚【9】。
10、1986年，河北省遵化县娘娘在乡上峪村发现一个红陶罐，内装尖首刀16公斤，因腐蚀严重，仅清理出528枚【10】。
11、1994年，河北迁西县老县城一建筑工地出土一个陶瓮，里面有1000多枚尖首刀【11】。
12、1996年，山西盂县某处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尖首刀币，总数约1000枚左右【12】。
13、北京门头沟马刨泉一建筑工地发现10余枚尖首刀【13】。
从以上列举尖首刀的出土资料来看，尖首刀主要出土于今河北藁城、灵寿、遵化、张家口、迁西，北京的延庆，天津的宝坻，山西的盂县等地，这些地区大都位于太行山南北两侧和燕山南北地区。上述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少数民族频繁活动区域。
二、铸造和使用年代
我们要探讨尖首刀的族属问题，必须先要考证其铸造和使用的具体年代。关于尖首刀最早的铸行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文献记载几乎没有，所以人们对它准确的始铸年代说法不一。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为此作了不懈的研究，郑家相先生认为尖首刀开始铸于“春秋上期”（春秋早期）【14】；王毓铨先生认为“就尖首刀的出土情况看，它倒是晚期的东西了”【15】；彭信威先生认为尖首刀应当晚于针首刀，他认为针首刀是春秋时期的东西【16】；朱活先生认为“尖首刀铸行的上限不会晚于战国早期，从其文字及形制来看，铸行的上限可以推到春秋战国之际”【17】。可见，关于尖首刀币的始铸时间各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通过认真考察尖首刀的总体特征，结合发掘出土材料，我们认为其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尖首刀特征是刀尖较短，柄间面背均有两直纹，钱文多半一字。通长14～17厘米，重16～18.5克之间。这类刀币多出土于燕山南北地带以及太行山东麓地区，晚期尖首刀多出土于河北中部、东北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尖首刀演变到晚期尖首刀时地望的变化。早期尖首刀出土地点多是古代属戎狄族活动范围之内，其形制和晚期差异很大，所以我们将其统称为戎狄系统尖首刀。
1977年秋至1982年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三汲古城遗址进行勘察【18】。在城内的居住遗址一号、二号均出土尖首刀，共56枚，其中主要出土于一号遗址，二号遗址下层也有少量发现，主要是早期尖首刀。1985年至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延庆县境内葫芦沟、西梁垙、玉皇庙三地发掘了25000平方米的山戎文化遗存，清理出墓葬500余座【19】。在玉皇庙墓地和葫芦沟墓地晚期墓中出土了少量早期尖首刀。综合三汲古城及军都山墓地出土的尖首刀来分析，早期尖首刀的流通时间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考虑到货币要有一个流通过程，它的始铸时间还要早一些，可能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晚期尖首刀刀身较短，刀尖特长，柄较窄，环一般呈椭圆形，多半有钱文。通长13～15厘米，刀首最宽1.8～2.1厘米，重一般在15～16克之间。这一时期尖首刀的形制在演变过程中，燕文化味道开始增加，北方民族特色逐渐减少，形体变小，刀刃、刀背弧度变小，其出土范围亦在真正意义上的燕国统治区域内。所以，我们称此期尖首刀为燕文化系统尖首刀，顾名思义应为燕国地区铸造和使用的刀币。
晚期尖首刀更加注重实际使用效果，使其更适合燕国商品经济生活和铸造技术[图4]。1966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郎井村村东出土尖首刀五刀背面泥范【20】，属于我们认定的晚期尖首刀形制。范面平整，上刻五枚尖首刀背面铸腔，刀化铸腔14.4～14.5、刀首宽1.8、环径1.4～1.6厘米[图5]。燕下都始建年代为春秋晚期，其尖首刀铸行亦应在此时。故，我们大体可以判断晚期尖首刀始铸于春秋晚期，流通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中期。
三、尖首刀的族属
研究尖首刀必定牵涉到这些刀币的主人即文化和族源的一些关系问题。由于尖首刀上不铸国名且极少铸地名。因此，人们对其国属和创制者多有异词。马昂在其《货币文字考》中认为“尖首刀为赵国所铸”，还有说“尖首刀应是春秋、战国之际，可能为早期中山国使用的货币”【21】。但更多的专家还是认为是燕国所铸，在此前提下又有“燕币初铸之制”【22】，“可能是燕国长城以南一个地区的特殊的刀化货币”【23】，“燕国境内从事商业的少数民族所铸或是‘殷遗’，‘夏遗’的铸币”【24】几种说法。
尖首刀上的铭文一般为数字符号，文字很少，一般为一到二字，据文献记载和相关学术研究，铭文涉及到的地名，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山戎和白狄民族的活动范围。从发现地点看，今见早期尖首刀多出土于燕山南北广大地区（如北京的延庆、河北的滦平）以及太行山东麓（如河北的灵寿，而平原地带即燕国的中心地带，却未见早期尖首刀出土，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早期尖首刀的形态和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中出土的一种实用的弧背削刀非常相似，由于青铜削刀和尖首刀共存于同一墓地，二者之间在型式演进轨迹上，又有序可循，而且并非孤立，故有理由推测燕国及邻近地域最早出现的刀币—尖首刀，很可能起源于山戎文化日常必备的生活工具青铜削刀【25】。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尖首刀和山戎部族使用的青铜削刀之间清晰的递进演变关系足以证明尖首刀应该起源于山戎部族，最初属于山戎文化之物。因此，早期尖首刀最早应是山戎民族所铸造的，是山戎金融活动的产物。
商周之际，在冀北、内蒙南部分布着许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统称为戎或狄或胡，这些民族，多如《史记·匈奴列传》所描绘，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迁徒，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但也有一部分是从事农业定居的。到了西周时期，燕山南北成了周初燕国的封地，统治这一地区的殷代遗民和地方上原有之诸民族。山戎即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是燕统治下的不小的一个政治集团。
山戎为当时诸戎之一，名称的由来可能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山戎的本意是有山地之戎的意思，蓄牧和狩猎是其重要的经济内容。山戎在先秦时期主要在今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北京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七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活动。春秋时期是山戎鼎盛期，经常与燕、赵、齐、鲁、郑等发生激烈冲突。自齐桓公北伐山戎后，其势力才逐渐衰落，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解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太行山以北军都山、燕山地区含直刃青铜短剑墓葬及其它考古遗存的较多发现，和一批这类墓葬的科学发掘与清理，“山戎文化”的标题便屡屡见之于世【26】。尤其是北京延庆、河北滦平、平泉、怀来北辛堡等地山戎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对古山戎的活动范围大致有了了解。
山戎部落活动地域在华北平原北端，燕山南北的低山丘陵地区。具体的区域是自西南向北而又东南，呈一个扇面形铺在今河北省的北部。它的活动范围,西部到张家口地区的坝下,北部至河北省丰宁县,东到七老图山左右,南部至燕山南部延庆县西拨子地区【27】。而且从文献上考察,山戎的活动地域亦大致在此范围内。《史记·匈奴列传》云:“燕北有东胡、山戎”,《史记·五帝记》:“北山戎、发、息慎”,《史记·匈奴列传》“山戎越燕伐齐，齐公(公元前706年)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另外，《春秋》、《周语·齐语》、《管子·封禅篇》等书也都有关于山戎活动的记载。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早中期活动在燕国北部的山地丛林地带的山戎族相当强盛。他们经常随身携带各种铜刀、铜剑出没于山林之中。
考古发现，山戎在其兴盛时期，其社会贫富差距已相当悬殊。我们在发掘山戎族同一墓地时看到，不同的墓随葬品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差别。再从墓地规模来看，大小也不相同。山戎族由于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与中原交接地带，其地理环境、自然就使其经济在以畜牧为主业的情况下，狩猎、山林采集、原始种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货币起源时指出：“货币形态最先是在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切他们的所有物，都在动产的形态上，都是在直接可以让渡的形态上；并且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使他们与其它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生产物的交换”【28】。山戎族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状况为其货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地出土的青铸器，均以发达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青铜削刀为典型代表，3处墓地共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近百件，青铜削刀130余件，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型式多样。发掘者将Ⅰ、Ⅱ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Ⅰ、Ⅱ式青铜削刀归属于早期阶段；Ⅲ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年代略晚，认为Ⅳ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Ⅲ式青铜削刀，以及尖首刀，则属于较晚或晚期阶段【29】。Ⅲ式青铜削刀与出土的尖首刀在形制上极为相似，刀体轻薄，弧背，起脊，脊两侧各有一道棱线，尖首内弧，刀尖不锐，底边钝而内凹，刀柄分界明显，柄部两侧各有两道棱线，脊背宽厚。故我们有理由推断早期尖首刀即为仿削刀形制铸造而成。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考古所发现的山戎文化面貌，文献史料记载山戎活动的年代、地域和周邻文化的关系，与早期尖首刀铸行情况颇为相合。
晚期尖首刀出土的范围与早期有所不同，河北易县燕下都【30】、承德【31】、遵化【32】、天津宝坻【33】、辽宁凌源【34】等地出土较多，这些地区是真正意义上的燕国境内，而早期尖首刀的出土地区却未见到晚期尖首刀出土。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尖首刀的铸行是从燕国的北部向燕国境内南部及东北部发展的。从早晚两期尖首刀不同的出土地望，我们可以勾画出当时北方民族融合的缩影。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既是一个农牧交错的气候带，又是一个文化交流带，更是一个政治地带，自商周以至秦汉，这个地带一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在春秋时期，燕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它的下面还有少数民族，子民还是当地土著民族，有自己固有的文化，有自己的部族聚居区。燕国的特殊地理环境，正如有的专家所说：“如果回溯2000年前，站在八达岭往南一望，是燕人之野，往北一望，就是放牧的山戎”【35】。
山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之与燕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必然之事。考古发现，在一些山戎墓葬中出土的铜礼器和陶器，能明显地看到燕文化和中原其它文化的痕迹。延庆军都山山戎墓地出土的鼎、盘、舟、缸等青铜器，大多来源于燕或中原地区，这是山戎民族与邻近地区汉族文化发生接触并进行文化交流的实证。在山戎墓地我们还发现出土有燕国及中原各国的早期铜铸货币----铜贝，这说明山戎和周边国家很早已有商品交换往来。他们为了和燕进行商品交换而仿制本民族最常用的削刀工具，铸成尖首刀来为自己的贸易活动服务。从所出土的早期尖首刀来看，上面没有固定的面文，一般文字均是不可识的符号，记地名的绝少。
所以，早期尖首刀最早是山戎族所铸，当时燕国还没有控制这种货币，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尖首刀出土数量少的原因。通过对早期尖首刀的出土地点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其流通渠道是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所以今河北灵寿故城出土早期尖首刀晚期型式比较多。
到春秋中期的偏晚阶段，燕国经济有所增强，原有的实物货币海贝等已远远不能满足交换的需要。由于燕所受到的山戎文化影响较大，必然吸收山戎族的文化内容，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燕国所采用的币制形式必须兼顾到蓄牧业和农业民族间的关系，山戎族粗犷豪放的尖首刀形制铸币比较容易为燕地的农业民族所接受。这种铸币形制被燕吸收和利用，成为燕国境内最早的刀币。可以说，尖首刀在开始为地方性的货币，后来发展为国家性质的铸币。尖首刀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反映出北方地区各民族的融合。
结论
尖首刀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比较重要的钱币种类，起源于山戎族使用的青铜削刀。尤其是早期尖首刀以实物资料丰富了学术界对春秋时期戎狄少数民族诸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注释
【1】范品清《辽宁凌源县出土一批尖首刀》，载《考古与发现》1980年第3期。
【2】朱活《匽币续窥—谈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尖首刀 兼论尖首刀的几个问题》，载《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
【3】《滦平县虎什哈公社炮台山山戎墓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文物出版社，1987年。
【4】陈应祺《中山国灵寿城址出土货币概述》，载《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
【5】葛建军《关于燕国刀币若干问题的研究》，载《首都博物馆丛刊》（第三辑）。
【6】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2002年。
【7】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宝坻县文化馆《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7期。
【8】高英民《河北藁城出土尖首刀》，载《中国钱币》1987年第1期。
【9】石永士、石磊《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刘震、刘大文《河北遵化出土窖藏尖首刀》，载《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
【11】田光、周卫荣、赵仁久《满城、迁西出土的明刀、尖首刀》，载《中国钱币》2000年第2期。
【12】《山西盂县发现一批尖首刀》，载《中国钱币》2002年第2期。
【13】黄锡全、赵志鹏《记近期发现的尖首刀针首刀》，载《中国钱币》2008年第2期。
【14】郑家相著《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64页。
【15】王毓铨著《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16】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17】朱活著《古钱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179页。
【18】河北文物研究搜《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与墓葬发现》，《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
【2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0年。
【21】陈应祺《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载《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一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22】王献堂《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齐鲁书社，1979年。
【23】王毓銓《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发展》，第84和85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24】朱活《谈山东临淄齐故城的尖首刀化—兼论尖首刀化的几个问题》，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2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8期。
【26】《延庆发掘山戎墓葬百余座》，载《北京晚报》1986年2月3日第1版；《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二篇《青铜时代》第五章《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燕山出版社，1990年；靳枫毅《军都山山戎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埋葬制度特征》，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1992年。
【27】张秀荣《古山戎考略》，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
【28】马克思《资本论》，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29】北京市文物研究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
【30】石永士、石磊《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文物出版社，1996年。
【31】承德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承德县出土战国钱币》，载《文物春秋》1989年第4期。
【32】刘震、刘大方《何必遵化出土尖首刀》，载《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
【33】韩嘉谷《天津出土的刀币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论文集》（第二期）。
【34】范品青《辽宁凌源出土一批尖首刀化》，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35】《佟柱臣在北京东周山戎文化考古成果讨论会上的发言》，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
声明：本文转载自“ 钱法堂”微信公众号，作者：王纪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