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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染 王 道 屯

王秀法

这是解放战争中一个痛心的回忆,是我们指挥员一个血的教训。

1947年底,东北冬季攻势开始了。在这严寒的季节,我们二纵队踏着积雪,逼近沈阳外围。敌酋陈诚将主力兵团都集中在这里,正是我们争取大量歼敌的机会。部队的步兵、炮兵和骑兵,迂回奔袭,日夜兼程。不得一个月,只要解放军足迹到过的地方,没有不把敌人打得兵败如山倒的。八面城、大洼、法库、调兵山连连告捷;接着彰武一战,把敌七十九师歼灭得一干二净。上级机关的嘉勉电、捷报,和战士们的请战书如同雪花飘舞,纷纷飞来。

到1月初,敌新五军两个师又被压缩在沈阳西北方圆十多公里以内。除开我们纵队,还有三纵、七纵兄弟部队,包围圈越紧越小,折得敌人气都喘不上来,只好修起村落工事,等待援兵。

王道屯,就是我们包围圈中的一个小屯子。今天决心要拿下它。上级把突击任务交给我们一营,我是这个营的副营长。

六师十七团团长刘汉章领着我们几个营的负责干部看地形,这屯子不到30户人家,大部分是平顶房,房子上面有些临时用麻袋堆成的射击掩体,屯前东南有条沟,拐个弯又有几个地堡,也是用麻袋临时堆的。地堡外面砍倒一些树,树梢朝外,这些极简单的障碍和掩体要比我们过去打下来的钢筋水泥地堡,真是相差天远。我们又用望远镜看了看房子周围,几个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兵,踏着积雪,懒洋洋地沿墙角走过去。根据敌人的工事,动态,村落大小及地形等等,凭经验捉摸它是1个连,最多不超过1个营的兵力。

这次战斗的准备工作是极其简单的,团长交待一下山炮、迫击炮以及重机枪射击位置,冲击信号,一共三四个小时就仓促投入了战斗。山炮“叮——咣,叮咣”从头顶上干过去,一阵密集破坏射,接着是迫击炮和机枪的射击,直打得屯子周围黑烟四起,泥土拌着白雪到处喷射。二排拿起爆破筒把树枝围子打开一个大缺日,接着又炸掉敌人一个地堡,一气冲进屯子边沿的两间平房里面,突破口就这样顺利的撕开了,我领着通信员几个箭步穿过突破口。

按照往常的战斗顺序,二排应迅速消灭房子里的敌人,继续往两侧扩展,巩固突破口,让后续部队上来。可是二排被纠缠在房子里没有出来。我一眼看见三连长田玉义,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遇到了敌人顽强的反击。只听里面噼啪乱响,还可以听到急促的喊叫声,忽然“吭”地一声,是谁拉响手榴弹了,一股股浓烟顺窗户冲出来。片刻,什么动静都没有了,二排的同志就这样壮烈地与敌人同归于尽。

与二排在房内和敌人搏斗的同时,又有几十个敌人,端枪喊着“冲呀!杀呀!”从房后绕出来。一、三排见二排突破成功,便跃起准备向屯子里插去,不料通过突破口时,这股刚冲出来的敌人和平房顶上的步枪、机枪,突然火网交织,紧盯住突破口,一、三排一时被严密的火力封锁住了。

子弹象冰雹一般,一、三排的同志一个一个倒了下去,最后几个还活着的同志,滚跑到我的身边一个土坡下面。小号兵王贵,胸前挂着的号都压扁了。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绞痛,我们的战士竟会牺牲得这么多,我们向来都没有遇到这样大的伤亡呵!

可是,这时不容许我考虑很多的问题,几十个敌人冲过来了。三连长口里含着喇叭,我告诉他注意节省弹药,他马上趴在土坡下面,大声传达我的命令:“听我的,敌人不到跟前不打!”敌人一步步逼近,相隔我们不到20米时,三连长的小喇叭才猛吹一声。不用讲,这时人们该是怎样激动呵!个个都红了眼,复仇的怒火烧着每个人的心,一阵手榴弹甩过去,敌人死尸遍地,横七竖八,躺在雪窝窝里。

敌人虽然被压了下去,但平房顶上的机枪,仍然叫得那么疯狂。土坎子下面剩下的10几个人,贴在冰凉的雪上爬着,拣手榴弹,拣子弹。敌人机枪的弹道越来越低,在我们头顶嗤嗤响,接着又是敌人的喊叫声,该死的家伙又要反冲锋,黄乎乎一大片,人数比头一次多了一倍。我知道我们的战士是勇敢的,在敌人面前不会屈服,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可以打下敌人。可是,人,不多了;子弹,不多了。敌人这样密集的队形,多么需要炮啊!“山炮,打山炮!”这句到嘴边的话,几次都没有喊出来,因为喊也没有用,山炮弹只六七十发,炮火准备时,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唯一的办法是靠自己,靠手榴弹。

在紧急关头,仅剩下的几个人中,还不时有被敌人打倒的。“我负伤了,副营长!”我听有人喊我,侧过脸来一看是小号兵,我告诉他:“趴着不要动,忍受些!”

小家伙的脸色煞白,贴在雪上,点了点头, 轻轻答了声“嗯”!从他的动作中,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痛苦的表情。王贵,今年才17岁,参军不到一年,他不光学会了吹号, 行军、打仗也都走在前头,在全营的几个号兵中,他是个尖儿,经过几次战火的洗炼,已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敌人第二次又反扑上来了,他忽然把身子转过来,脸朝天,摘下号,对着敌方吹起了冲锋号,眼看突破口都守不住了,怎么能冲锋?这个问题小家伙不是不知道,记得他刚从突破口滚进来的时候,满身沾住烈士的鲜血告诉我:“副营长,他们都牺牲了!”说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现在吹冲锋号有什么用?不,有用,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雄壮的号声中,顿时热血沸腾,我下定决心要把敌人打下去!吹冲锋号有用,挂彩的同志爬过来,抓住枪都参加了战斗。虽然大家只凭藉一条土坎子抗击敌人,但是,土坎子就是我们的铜墙铁壁。号声伴着子弹、手榴弹向敌人劈头盖脑地压过去,终于迫使敌人丢下一堆死尸缩了回去。

枪声停了,号声停了。这时,我才发觉壮丽的号音中有些微微颤惊,显然小号兵的气不够用了。可是,他仍然竭尽全身精力在吹,吹。吹给自己的人听,让自己人鼓足勇气;吹给敌人听,让敌人丧胆寒心。当他知道敌人已经被打下去,号咀离开他那小小的嘴唇的时候,他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我们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边打发通讯员爬下去向团长报告情况,边想着现在的处境。平房顶上的敌人死盯住我们,房后的敌人随时都会冲击过来,我们既上不去也下不来,多么危险!我们为什么陷入这个境地?我意识到我们错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1个连,1个营,而是更多的兵力(后来才知道是1个团),我们没有仔细观察地形和了解分析敌情,没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吃了敌人的亏,还没有把王道屯拿下来,紧缩包围圈不是1个团一个战斗了事,更重要的是可能影响整个冬季攻势。通讯员回来传达团长指示:“一营剩下一个人,也要把王道屯的敌人歼灭!”

敌炮火轰过来,机枪又在叫嚣,它下了狠心不让我们立脚,要把我们推下去。

我看小号兵好几眼,他脸色惨白,正耽心地望着我。不说吹号,就是把号举起来,对准自己嘴唇那点力气也不会有了。敌人成群成群地走过来。“怎么办?要是打下去怎么办?”我连问了自己好几声,敌人越来越近,我只好狠着心,喊号兵:“吹!调一连上来!”小号兵又竭尽全身精力,躺在地上吹了一轮号。

正冲锋的敌人,听到号声迟疑了一下,一连没有选择别的道路,也不讲究队形,沿原来的突破口上来。这一瞬间,敌人居高临下,所有的枪向一连盖过去,地冻得邦邦的,连个小掩体都挖不进去。整个连队全暴露在突破口上那个又窄又平的地段,倒下去一个,又倒下去好几个……。

二连还是没有很好组织火力压住敌人,继续沿这条老路冲上来,都没有成功。王道屯的雪地,不是斑斑点点的雪印,而是被染红一大片,一大片。热血渗进雪里,把雪溶化,又冻成冰。

敌人乘机向我们来第三次反扑,这时不管一连的,二连的,还是三连的,只要是我们一营的,只要还活着的,都组织在土坎和破地堡下面。我再也忍不住气,召唤战士准备刺刀和敌人最后决斗。在这个生和死的关头,战士们都振作起来,脚挂彩的用手爬,手打伤的用脚蹬,都赶来决战。有一个重彩号,拖条机枪,架在土坎子上;小号兵王贵听说敌人又要反击,霍地翻过身子,伏在土坎上,眼睛鼓的溜圆,他也捞两个手榴弹,1支冲锋枪,做着马上要甩的样子。谁能看出他们挂过彩,甚至伤口还正在流血呢?

敌人靠得很近,恶战又开始了。我们有手榴弹、步枪,冲锋枪,还有机枪,火力倒比以前更猛烈。可是,敌人冲的也猛,打掉一批,又上来一批,疯狗一样,一股劲往上扑。打着、打着,突然小号兵往一边一滚,牺牲了。与此同时,在匆忙间机枪也不响了。我甩掉驳克枪,几步爬过去。机枪手原来是一个重彩号,手扣住扳机,头磕在枪把上,鲜血洒满一地,人早昏迷过去,我一把推开他,端起机枪又扫。对小号兵,机枪手,对所有伤亡同志的痛心与惋惜,我想只有和活着的同志用机枪、步枪狠狠地扫敌人。对平房顶上扫一阵,把敌人机枪压下去,又对雪地上扫一阵,敌人不敢前进一步。大家正打得最过瘾最解恨的时候,我全身忽然一阵哆嗦,仿佛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接着骨头象散了架子,眼前金花乱放,头比铁锤还重,一头栽到雪里。

突破口坚持住了,但我营伤亡很大,没有力量再突进去。第三营接着投入战斗,也被打下来好几次。天只有一点昏昏亮,快全黑下来,敌人害怕夜战,同时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军心已经动摇。第二营乘机猛插进去,敌人节节抵抗,仍作垂死挣扎。幸好二营在夜间彻底摧垮了敌人的防御。敌人突围想跑,二营又拖住了它,在友军的配合下,彻底歼灭了这个团,俘敌五八五团团长李钟喜以下800多人。战斗总算胜利结束。

我们最后胜利了,但我们也失利了。我们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我营从冲锋出发地到屯子边沿顶多200米,牺牲在这里的人数占全营的三分之二。干部与战士出自感情的激动,为牺牲的同志,伤心抽泣,也立誓要在未来的战斗中为他们复仇。

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没有为党、为胜利、为同志的生命负起责任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骄傲,什么工作都要深入实际,在什么问题上都要理智、冷静。我们错了,但只会错这一回。(选自李运昌等编《雪野雄风 留在东北战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