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出生于北京，祖籍重庆。1968年下放山西插队，并开始学画。为到草原写生，到内蒙古插队，后到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1979年回北京，帮助其父钟惦棐撰写图书《电影美学》，经范曾推荐到《世界图书》杂志任编辑。1984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棋王》，之后成为专业作家、编剧。自称杂家、文字手艺人。著有《棋王》《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等。
阿城漫画像，1985年
原编者的话：阿城生而有幸，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不幸的是，因为影人父亲对艺术信念的执著，早早在政治因袭之中体会到身份有别、逆来顺受的道理。几十年辗转南北、深入村野的经验，也构筑出阿城的世俗空间。
在阿城看来，世俗是中国文化的宿命，追根究底，那些所谓的文艺，无非也是大俗而已。世俗空间之中的声光色相和历史进程，只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并非好坏兴亡所能剔分的。
诚然，将文化以世俗的姿态一以概之，难免有画地自限之虞。但当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字句，仍能映射出当下的某些细节，我们还是惊出一身虚汗。
1
鲁迅为什么老要走呢？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北京阜城门内的鲁迅博物馆参观，讲解员说鲁迅先生的木箱打开来可以当书柜，合起来马上就能带了书走，另有一只网篮，也是为了装随时可带的细软。
我寻思这“硬骨头”鲁迅为什么老要走呢？看了生平展览，大体明白周树人的后半生就是“走”，保全可以思想的肉体，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租界，中国还真有地方可避，也幸亏民国的北伐后只是建立了高层机构，让鲁迅这个文化伟人钻了空子。
不过这也可能与周树人属蛇有关系。蛇是很机敏的，它的眼睛只能感受明暗而无视力，却能靠腹部觉出危险临近而躲开，所谓“打草惊蛇”，就是行路时主动将危险传递给蛇，通知它离开。蛇若攻击，快而且稳而且准而且狠，“绝不饶恕”。
说到有地方可躲，若有当年鲁迅的条件，我看没有哪个愿意去欧洲来美国，水土不服就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世俗规矩相差太多。
一九八四年我和几个朋友退职到社会上搞私人公司，当时允许个体户了，我也要透口气。其中一个朋友，回家被五〇年代就离休的父亲骂，说老子当年脑瓜掖在裤腰带上为你们打下个新中国，你还要什么？你还要自由得有边没边？
我这个朋友还嘴，说您当年不满意国民党，您可以跑江西跑陕北，我现在能往哪儿跑？我不就是做个小买卖吗？自由什么了？
我听了真觉得掷地有声。
我从七八岁就处于进退不得，其中的尴尬，想起来也真是有意思。长大一些之后，就一直捉摸为什么退不了，为什么无处退，念自己幼小无知，当然捉摸不清。
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了一个可以自为的世俗空间。
2
批判，很像累久了的一个懒腰
以一个超现实的新中国为号召，当然凡有志和有热情的中国人皆会趋之，理所当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后诸葛亮，人人可做的。
这个超现实，也是一种现代的意思，中国的头脑们从晚清开始的一门心思，就是为迅速变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着急。凡是标明“现代”的一切观念，都像车票，要搭“现代”这趟车，不买票是不能上的。
看一九八〇年以前的中国大陆，你就能由直观觉出现实与观念有多大差距，你会问，现代在哪里？超出了多少现实？走马观花，下车伊始就可以，不必调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你可能会在“艺术”上产生现代的错觉。
六六年六七年的“红海洋”“语录”歌、“忠”字舞，无一不是观念艺术。想想《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可以谱上曲唱，不靠观念，休想做得出来。你现在请中国最前卫的作曲家为现在随便哪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谱个曲，不服气的尽管试试。李劫夫是中国当代最前卫的观念作曲家。
“红海洋”也比后来的“地景艺术”早了十年，毛主席像章可算做非商业社会的“普普艺术”吧。
六六年秋天我在北京前门外大街看到一面墙壁红底上写红字，二十年后，八六年不靠观念是搞不出来的，当时却很轻易，当然靠的毛泽东的观念，靠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观念。
凡属观念，一线之差，易为荒谬。比如“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观念认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样一种超现实国家的观念与努力，近十多年来，很多中国人不断在批判。当然不少人的批判，还不是“批判”这个词的原义，很像困狠了的一个哈欠，累久了的一个懒腰。
我呢，倒很看重这个哈欠或懒腰。
3
中国皇帝的潜意识一直没有消退
现代性是针对欧洲一直以来的专制，想将其颠覆掉，比如英国，英国一开始比较好，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成熟。英国对中国的启发是最大的，或者最值得我们去研究，为什么？因为也一个帝制传统、皇帝传统。
中国皇帝的潜意识一直没有消退。卖牛仔裤的人给我一个名片，上面写的是“总裁”。我说你手下有几个人？他说就一个人。很多这样人的拿出“总经理”、“总裁”等名片，都是最大的。这其实是皇帝思想的投射，一旦有机会就要过一下瘾。比如我在大街上看到“皇家牛肉面”，一个平民食品前面要加“皇家”。所以我们潜意识里做皇帝这件事的权威一直都在。而现代性首先颠覆的是这个。
第一次颠覆的是君主立宪派，现在英国女王是象征性的，整个国家的运转靠议会和政府总理大臣。另外一个是日本和欧洲君主立宪。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其实是现代性完成的，把绝对权威颠覆了，颠覆后才有可能有现代。
立宪这件事情比较普遍，或者民主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了。但为什么会发生一战？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一战或者欧洲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就怎么会发生一战进行了深刻反省，反省一战的积极成果是对现代性要继续走下去，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但接着发生二战，二战的希特勒是通过选上来的，所以做了一次集权、专制，知识分子又反省：为什么现代性建立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次二战之后，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基本固定，政治上的权威要被颠覆。
我们刚才说现代性，当它颠覆了政治权威时，接着要颠覆什么权威？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一直在他们的命题中兑现金融绝对权，我们现在的金融还没有成为绝对权。现在是挣钱的时候，怎么能颠覆这个权力？
1980年代初，北大请詹姆斯给大家讲现代，当时很多人很奇怪：电视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其实指的是金融这个绝对权力做广告等，等于广告是搜刮你。他明确地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要颠覆金融权威，这个权威比政治权威还厉害，因为金融是有学习能力和改变能力的。当时很多听讲座的人说，我们电视现在还买不着，他们都把电视要颠覆了，我们买电视还要用票。
以前我们看得很明确，把这个耽误之后面临的是政治和金融联合的形势，也就是大家说的“政商联合”，这个更强、非常强。讨论权力于中国现实而言，已经没有八十年代初那么简单了，那时候没有金融权，现在金融权和政治权在一起，政商结合非常强大。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皇权不下县”。我们学历史时，感到皇帝一个人说的话是口衔天宪，权力是绝对的，但它知道适可而止，在县这儿就截断了，县底下这一层有活力，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特殊之处，绝对权力有收处，在县截止。县以下的社会，乡绅、宗法社会自行管理，由此创造性没有被压制。
很早有一句话“帝力于我何有焉”，如果在县以上，权力会管你，权力会控制你，县以下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跟现代的世俗有点不太一样。我老家在河北白洋淀，农民说话不象话，现在农民不这么说，那时候民国已经往下，突破了县一级，但宗族一直顶着绝对权力。
梁漱溟在山东县一级做农村改造，后来跟毛泽东的冲突也在这儿，认为他了解农民、农业、农村，毛的意思是你有我了解吗？其实梁漱溟了解的是“皇权不下县”的农村，毛的了解是突破县，这是两个概念，冲突肯定是激烈的，但有一个区别，对传统世俗和现代世俗有一个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