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学里读书时，有一门我最感到兴趣的课程，名目叫“乡土志”。我喜欢这门功课是因为老师所讲的话，亲切易懂，都是些日常看得到的东西。
譬如我们县里有个“鲈乡亭”，在放学之后，我们常去玩，老师就讲给我们听这是谁造的，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吴江鲈鱼肥”，到现在还记得。当我们吃鲈鱼时，我就想起了这位老师，这个亭子，和这句诗。
我别的功课都考不好，但是“乡土志”却总是考得很好。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有几十年离开了故乡，但一闭眼，那鱼米之乡的情调，还是常引起我的遐想。也许因为这位老师，我们称他沈先生的，很早就灌输了我对于乡土的兴趣，所以后来，我会想到再去故乡细细考察，写成我的第一本著作：《江村经济》。饮水思源，还是在这一门“乡土志”，和这位大约现在已作古了的沈先生。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小学校似乎比现在的自由得多，不然也不会有这门从来没有在国定课程中见过的“乡土志”。而就是这门课程，会这样深入于小学生的脑子里，竟会这样强烈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兴趣。
近来我又时常想起这一门早已不存在的小学课程来，因为上一个暑假里，我回家乡去了一次，傍晚纳凉的时候，常和多年没有见过的老父闲谈。我发现了我们这两代对于乡土的关系上有很重要的区别。
我的父亲在他和我差不多年龄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第一件事业是在本乡办一个中学，这中学就在鲈乡亭。接着是组织县议会，而且曾为争取县议会的权力，到北京来请愿，企图组织全国县议会联合会。
后来又因为见到我们本乡人多地少，主张一方面向太湖淤塞地带开拓耕地，一方面用这新得土地的价值，疏通水利。他一贯的事业中心是在本乡，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经济。我的母亲也在我出生前后，开办了一个当时称为“蒙养院”的幼稚院——到现在除了那个中学外，一切都没有了影子，这30多年，一个想为地方基层的乡土服务的人，失望而老了。
他期望于他的下一代。而他的下一代呢？除了我的姊姊还继续着为本乡丝业的改良，得到相当收获外，我们兄弟四个全飞出了家乡，不再回去了。
吴景超先生曾以我并不回乡的事实做例子说都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我是完全承认的。
过去30年中长成的一代是在向都市集中。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在一个小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中，在抗战前考取公费留学欧美的，依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七个。在全国各县的比例上说，即使不算是首屈一指，也够算是难得的了。但是这七个人没有一个回到本乡去，为本乡教育、政治、经济服务，是一件事实。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回去的了。
吴景超先生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现象，过去的事实确实可以做他的论据。但是这趋势对于中国是好不好的呢？这里牵涉到各人的看法了。我并不反对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会引起乡土的贫乏，不论是物质或人才的，我总觉得并不是一个健全的趋势。而目前的中国却正在表现出这种城乡隔离的恶劣现象。在这里我并不将分析中国都市发达怎样引起乡村的凋敝和衰落，也不打算讨论政治上中央集权所引起的地方自治的僵化，而想提到一般知识分子桑梓情谊的淡薄。
桑梓情谊是一个人对于培育他的乡土社区的感情。一个人做事必须是“有所为”的。我们常可以问人家，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事呢？”这是人的行为的动机，也是授予一项行为的“意义”的张本。
我们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一种意思上，就是说推动个人行为的是团体，人们都是为了别人而做事的。一个劬劳不息的母亲忙忙碌碌是为了儿女。说起来好像人都是为了别人而活的，其实只有在主观上觉得是为了别人而工作，结果，大家加起来，大家才能得到生活，构成一个社会。个人和他服务对象之间必须有一种感情的联系——和乡土的联系，就是桑梓情谊。
中国是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以往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在最近的将来，两三代里，也将是如此。90%的人口是住在乡镇里的，75%以上是靠农业过活的，所以中国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里的人民有着两套基本的生活团体，一套是家族亲属团体，一套是村镇地方团体。和这两套团体有着两套情谊相联。桑梓情谊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确在发生十分深刻的变化。因为变化深刻，在和团体配合的情谊上已经改观。一方面自可以说是因为原有的团体在解体，所以影响了心理上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因为心理上的改变，使原有团体加速解体。
国家这团体的逐渐重要，在事实上是很清楚的，但是和国家这团体相配的情谊却还待长成。我说还待长成包含还没有长成的意思。这在传统体系里是不存的，忠君并不是爱国。可是因为桑梓情谊和亲属情谊的发达，维持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
在过去这一代里，对国家这团体的情谊还没有确立之时，原来维持社会的心理联系却在退化，在消失。于是发生了一种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道德基础的动摇，甚至崩溃了。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并不是为了任何人。
一样是在办学校，而不觉得自己是在为社会培植人才；一样是在做官，而不觉得是在为人民服务。意识里所缺的一点东西却正是所做的事的意义。为了自己，于是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来；为了当前的自己，连“来日”都无所图，于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恣意地求一时的痛快和享受，精神和物质的片刻性的满足。
在这种荒地上，道德的苗是长不出来的，因为道德本是社会性的，在推己及人时，在社会意识上才能发生。
社会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有着团体来支持，在“国家”这团体没有在人民生活上发生积极的作用时，保障安全、自由和生活时，国家意识并不能坚固。这不是口头上的空话，更不是标语上的宣传，必须是着实的感情。
我相信目前官吏的腐化和社会上一般人民的自私打算足以证实我所谓国家团体尚待长成的说法。而同时，在另一方面，却是一般知识分子脱离了乡土团体，桑梓情谊的淡薄是一种表现。
或者有人可以认为从乡土结构进入国家结构的过程中，目前这种方生未死的过渡现象是必然的。那也就是说，除非乡土结构里把人解放出来了才能发生国家结构。二者是互相对立的。
在我看来，国家团体和地方团体有些方面固然是相对立的，而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尤其是在当前的局面里，二者基本上是衔接的，国家是地方的综合。这在联邦制的美国和苏联，以及自治领的大英帝国，表现得都十分清楚。
世界上绝没有一个能建立在衰落和腐败的地方基础上的健全国家。而我们过去的半个世纪却一贯地在破坏地方团体，破坏的力量来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方面。虽则口头上说是在建造现代国家，事实上，积极方面，国家团体的形成，因为阻力多成就也少；消极方面，地方团体的解体，却一放难收。
在这一个局面里，产生了社会生活质的变化，也就是Durkheim（迪尔凯姆）所谓团结力或社会凝固性的损蚀，使人和人间只有利害，而没有了道义。利害关系是出于相似目的的结合，道义关系是出于共同目的的结合。利害关系所结合出来的是“社区”，一堆在一个地方上经济相关的人群；道义关系所结合出来的是“社会”，一个痛痒相通的团体。时下所谓道德堕落，依我看来，就是这共同目的相结合，以道义相期待，痛痒相通的团体生活的消失所致。
这结果影响到每个人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无所为，无计划，得过且过，有酒且醉，追求刺激，沉湎声色以应付日子的态度。在这态度上任何团体都组织不起来的。团体徒有其名，实际只是达到自私目的的手段；所结合的，还是在“相似目的”，大家各为其利的基础上，所以就这“团体”说，没有了纪律，没有了士气，有的是贪污和无能。
国家这团体是广泛而复杂的，聚集了这么一批深中了社会解体过程之毒的人，想组织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不可能的。
我曾问过英国牛津大学某女学院前任院长M.Fry女士：“英国人为什么能这样团结一致应付危局，士气这样高？”她为我解释了一个黄昏。她告诉我：英国人最懂得团体生活的，从小就参加各色各样的团体。因之他养成了一种团体精神，群己界限的观念在英国最发达，人权保障这一类事最早是在英国发生，也就说明了团体生活的深入于个人。
一面他们讲究团体不应侵犯个人权利，而另一方面，不常说出来的，但是更基本的，就是个人对于团体的感情联系。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英国，社会变迁可以不必有严重的流血革命。依拉斯基教授说，那是因为英国特权阶级在最后常常知道怎样让步，而达到同意的变革。
为什么能让步，能同意呢？那是因为相争的双方还有“共同目的”存在，他们是在同一个团体里。了解团体生活的人民，容易去寻找和感觉到相争对方的“共同目的”，所以可以用让步、协商、和解等办法来解决冲突。Fry女士和我说：民主国家必须有无数各种各色的健全团体作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国家只能由统治者以力加以维持，那是有国家之形，而无国家之实。
我常常记得她这番话。愈想愈觉得中国在这50年来所遭遇社会解组的恶劣影响。我在本文开始时，就提到我自己一生中，早年和现在，对于乡土关系的日渐疏淡，差不多已成了无处值得留恋，无处不能驻足的游移分子。再看看别人，这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趋势。区位上游移就表示了团体联系的薄弱。把中国弄成这个局面的，岂不就是这种无所不可谓的人物！
我充分知道造成这种解体过程的原因极多。态度上的转变多少是结果，不是造因。我们只在这方面入手是改变不了客观现实的，正如吴景超先生批评我，说我自己不也是躲在都市说乡村？一点不错。但是，这种现象，连我自己也在内，在我看来是一种症候，像是患伤寒的人发热一般。当我在盛暑的黄昏里，和老父闲谈后，更觉得我们这一代实在有深切忏悔的必要。
抗战时期在后方的人，口口声声说，桑梓蒙难，寝食不安。可是，这些是真话么？在沦陷区里的父老们当时引颈西望，眼巴巴地盼望久别的孩子们的回乡，回来干么？土地荒了要重垦，故茔败了要重修，这一切，一个破碎的江山要重建。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回来的何尝是他们的子弟，血管里流着他们的血液的子弟？不是了，变了，是一批无情的外乡人！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更看不到出头日子的漫漫长夜！
又快要是新年了。我眼前浮起了早年过新年时温暖的场面。但是这已好像是深沉大海的破船。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桑梓情谊是一种基本的团体精神，我们毫不吝啬的捐弃了，得到的是什么呢？现在应该是我们反省的时候了。
1947年12月15日于清华胜因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