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董龙飞和董闯两人将毛主席的儿媳刘思齐告上了法庭，武汉武昌区法院立案审理。董龙飞和董闯究竟是何人，竟然将刘思齐告上了法庭？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或误会呢？
原来，刘思齐受邀在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在追忆毛岸英幼时在上海的生活经历时，她的一些言论被董龙飞和董闯认为与历史事实不符，污蔑诋毁了董健吾，对董家的名誉造成损害。
董健吾曾在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深造，与宋子文等人成了同学，后因“五卅惨案”爆发后，董健吾走上街头参加抗议示威活动与圣约翰大学决裂，脱离了关系。
不久后，董健吾来到了上海圣彼得教堂，在传教的同时，他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开始后，董健吾应圣约翰大学同学浦化人的邀请参加冯玉祥部队，浦化人除了牧师的身份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身份，即中国共产党人。
在与浦化人的交流中，董健吾逐渐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于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陷入低潮，各地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的背景下，董健吾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加入中央特科，并根据陈赓的指示，继续在圣彼得堂以牧师作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底，为抚养烈士遗孤，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董健吾任园长。为了养育这些孩子，董健吾四处筹措资金，他甚至为此卖掉了老家的产业。在他的努力下，大同幼稚园终于办起来了，许多烈士的孩子们终于可以不再流浪了。
1930年10月，杨开慧壮烈牺牲，国民党当局意图“斩草除根”，又盯上她与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幸运的是，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毛岸英三兄弟得以安全抵达上海，并被送到了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
然而，毛岸英三兄弟这样稳定的生活没能持续多久便被打破了。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董健吾也隐蔽在杨度家中，不敢轻举妄动，等待指示。
这一时期，大同幼稚园的一名保育员突然不知去向，为了烈士遗骨和家属的安全，大同幼稚园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俩兄弟被董健吾的妻子带回家中。
半年后，兄弟俩又被送往董健吾前妻黄慧光那里生活，因为这里孩子们多，比较好隐蔽。但两个孩子有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出于安全考虑，黄慧光尽量不让他们出去，也没有送他们上学，并在之后几次搬家换地方。
毛岸英和毛岸青刚到黄慧光家中时，地下党组织还会提供他们的生活费用，但因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次被破坏，有一段时期没法提供向黄慧光提供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而当时董健吾也没有了工作，没能帮上忙。
黄慧光和孩子们的生活有多困难可想而知。为了补贴家用，黄慧光接了不少活儿，洗衣服、扎纸花等，岸英和岸青也帮忙干活。尽管吃不饱，穿不暖，生活艰难，但兄弟俩总算挺过来了。
1936年，上海地下党与中央终于恢复联系，董健吾十分关心岸英和岸青的情况，他立即向延安方面转达了两个孩子的情况。
毛主席对此十分感激，并提出希望能够想办法将两个孩子送去苏联留学。董健吾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开始想办法。
很快，董健吾便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当时，张学良的一个老部下李杜因记挂着东北的老百姓，决定去苏联在中苏边境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李杜请他帮忙送自己去往苏联。
董健吾和张学良是多年好友，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张学良，提出希望他能送三个孩子去苏联留学深造，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另外两个是自己抚养的革命子弟。
张学良听说后，当即应了下来，并表示此事不难办。
董健吾回去后，立即开始为孩子们出国置办行李，考虑到三个孩子的安全，上海地下党决定，派一名我党的成员一起出国，路上可以保护三个孩子的安全。
1936年7月，三个孩子终于跟着李杜登上了去苏联考察的游轮，结束了在上海的生活。
虽然岸英和岸青在上海经历了一段十分艰苦的生活，但因为董健吾及其家人的帮助，他们过得还算平安。
然而，刘思齐在谈及岸英和岸青兄弟俩在上海的这段生活经历时，她用了这样的字眼：
“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三毛经历都经历了，流浪了五年”、“毛岸英、毛岸青是上海特科从大街上找回来的”。
董龙飞和董闯在诉状中指出，大同幼稚园解散后，毛氏三兄弟被安排在董家生活，冒着生命危险，想尽办法、吃尽苦头承担起了对他们的抚养责任。但刘思齐在演讲中的一些言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更令人感到困扰的是，董家的不少亲朋好友看完刘思齐的演讲后，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当年的情况，这让董龙飞和董闯很是苦恼。
毛氏三兄弟在上海生活期间的经历一定是充满了痛苦和艰难的。当然，董健吾及其家人在这一过程中也一定给予了很多帮助，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的功劳同样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