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自诩为“国之正统”的国民党便将其视作心腹大患，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妄图消灭这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力量。
伴随着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其间也充斥着数不清的血腥与悲痛，那些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其数量之多，至今都难以完全统计清楚。
1977年，那时的邓小平听闻有一个人拿着00001号烈属证进京寻访，当即特意腾出时间，郑重地接见了这位烈士的后代。那么，这张00001号烈士证究竟属于谁呢？
故事还要从1951年说起，当时拿着这张烈属证进京的，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小女孩，名叫高锦明。
小女孩常常好奇地盯着父亲挂在墙上的一块牌子，努力辨认着上面的字，后来她才明白，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颁发给丛德滋烈士家属的荣誉纪念证书。只是，起初她并不清楚这个丛德滋和自己家有着怎样的关联。
而她心中的疑惑很快便得到了解答，爸爸高克明把她叫进房间，神色严肃地告诉她，其实他们并非亲生父女，高锦明原本的名字叫做丛丹，墙上那烈士丛德滋，才是她的生身父亲。
高克明只是告诉丛丹，她的父亲是被特务害死的，是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然而，这背后的缘由却颇为复杂。
原来，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伍修权被无端扣上了“苏修”的帽子，而丛德滋是由伍修权介绍入党的烈士，受此牵连，他的名声也遭到了损害。甚至连已经成为小学老师的丛丹也未能幸免，她因此失去了工作，只能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在艰难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勉强维持生计。
但丛丹并未就此被困境打倒，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艰辛调查与四处寻访，她一点点拼凑起了父亲丛德滋那短短32年的人生轨迹，也为新中国的革命烈士故事增添了诸多可供查证的珍贵资料。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敬意以及对真相的执着追寻，她踏上了前往北京寻找组织的路途。
丛德滋于1910年出生在辽宁凤城县，自幼便在凤城县内的学校接受教育。1928年，18岁的丛德滋从凤城第二师范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北大学史地专业，也正是在这段求学时光里，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心中萌芽生长。
1933年，大学毕业的丛德滋因成绩出众、才华横溢，被介绍到东北军领导机关政训处工作，还被授予了国民政府的中尉军衔。
彼时，东北已然完全陷入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东北的将士们和几千万东北同胞一样，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可蒋介石却全然不顾民族大义，热衷于发动内战，频繁调动东北军去围剿红军，这使得东北军的士气一落千丈。再加上水土不服等外在因素，将士们的反战情绪愈发高涨。
丛德滋作为政训处的一员，随军辗转奔波了两年，在1935年来到了湖北麻城。他目睹蒋介石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心中愤慨不已，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他撰写了诸多言辞犀利的反对文章。然而，他的正义之举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打压。
1935年6月13日，丛德滋不幸被特务抓捕，反动派给他强行安上了“共党”的罪名，将他打入监狱。
由于丛德滋隶属于张学良的部下，大家纷纷设法对他展开营救。出狱后，丛德滋在京津沪苏等地漂泊了半年之久，可始终未能寻觅到自己理想中的报国之路，内心满是迷茫与无奈。
直到1937年底，在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的安排下，丛德滋来到了兰州工作。起初，丛德滋认为自己更适合从事宣传工作，可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他身上潜藏的情报工作潜质被组织慢慢发掘了出来。
1938年4月，丛德滋担任了甘肃敌后抗日宣传组长，不久之后，他又被安排从事特殊工作，以一种特殊的身份肩负起特殊的任务。也正因如此，在党内的常规档案资料中，竟找不到丛德滋的名字，他就这样默默地潜伏在隐蔽战线上，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此后，丛德滋潜伏到了国民党高官曾扩情的身边，担任办公室秘书一职。然而，即便他行事再谨慎，终究还是百密一疏。
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的余波尚未平息之际，丛德滋的身份意外暴露，被曾扩情察觉。被捕后的丛德滋，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坚守着自己的革命信仰，最终被残忍地杀害，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
丛德滋牺牲后，伍修权一直对他的家人情况格外关注，战友们为了保护他的家人，给他的一双儿女改了名字，让他们改名换姓，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直到1951年烈属证颁发时，孩子们才恢复了原来的姓名。1977年，丛丹得知伍修权在北京工作，便前去找到他，希望能进一步查证自己父亲丛德滋的相关情况。
伍修权深为感动，随后还把丛丹带到了邓小平家里。邓小平听闻丛德滋的事迹后，同样深受触动，对这位烈士以及他的家人充满了敬意。
至于为什么丛德滋的烈属证是00001号，谢觉哉老前辈曾表示，这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深意，只是当时在发证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了丛德滋的名字，便将这个编号写上了。
时至今日，国家能够确认身份的烈士仅有193万多人，而在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里，还有更多为新中国的诞生默默奋斗、英勇牺牲的无名烈士们，他们同样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却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但他们的奉献与牺牲，永远不会被后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