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这个词语又上了搜。
这个词语曾经在中国是惊心动魄的，它是一场改革开放的世纪变局的标签；现在时过境迁，经济环境也为之一变。
我们处在一个后疫情时代，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
一是外部环境复杂化了，令中国受益匪浅的ＷＴＯ基本废了，新兴的高水平的贸易组织ＣＰＴＰＰ针对性地对中国设置了门槛，一些门槛涉及到体制与机制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贸这匹快马前景并不乐观。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外贸通过强大的中国制造，向全世界输出产能，消化了内需不足、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过低的深层矛盾；如果外贸不给力，需求不足的压力将立即呈现了出来。
但是，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正因为如此，学界的争论又转向了改革为先为主？还是扩需为先为主？
其实这个争论并不矛盾。
因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需求不足，我们谈改革，也是为了从系统上找需求不足的内在逻辑，最终的落点，还是去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改革的同时就是在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不改革，需求不足的矛盾也不太可能圆满解决。
那么，政策又是怎么定调的？
政策的定调是：体制机制不变，先立后破。看来还是在强调一个稳字，是一种渐进的姿态，有人认为是务实的，强调的是扩需为先，其实是一种分寸，并非不可以破。
体制机制也是一种双向的限定，是对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肯定，我们不太可能去走米莱的新自由主义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改革，１４亿的人口大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也不太可能重返计划经济，去满足网红的激情，其实，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发言已经明确向全世界做了表态：中国不可能搞什么计划经济。
所以，一定要在改革为先与需求为先之间做选择，还是先解决务实的问题，这就是先立后破的内涵。
那么，我们又怎么去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它又涉及到哪些改革的要素？
为什么会出现需求不足，说到底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叠加；一方面，是外部关系复杂化；另一方面，内部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诸多的非市场化行为，引起了资源错配，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同步。
外部关系的突破，能否跨越ＣＰＴＰＰ的五大门槛是关键，商务部正在研究ＣＰＴＰＰ的２３００多条款，最后的表态是将尝试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试点，然后推向全国，问题是，在体制机制不变的前提下，能否跨越ＣＰＴＰＰ的五大门槛？只能说是墨菲的小概率事件。
内部的核心问题是在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能否取消以所有制为锚定的经济特权，这算不算是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很难下定义，但是，它的影响将是震撼级的。
所以，结论也就清楚了，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