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已是解放战争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第二年，各地战场捷报频传。反观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多被挤压于以城市为中心的狭小地带。
在山西战场，自5月拿下临汾之后，晋南地区全部解放。在接下来的6～7月，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徐向前指挥下再接再励，以6万劣势兵力全歼国军共十万人，取得晋中大捷，省会太原已暴露在解放大军的兵锋之下。
太原城位于晋中盆地北部，是“山西王”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阎锡山是位很不简单的人物，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能独踞山西数十载，足显其能。
作为身家性命所在，太原被打造的如铁桶一般，外围遍布据点，内有城防工事，各个据点、堡垒之间，还有暗道、交通沟互相连接呼应互为依托，光是大碉堡就有5000多个，用国军宣传最爱用的词句：太原城防固若金汤。
另外，国军普遍存在一个特点，打野战、运动战不行，但是防御战、阵地战较为擅长。
同国军相反，我军强项正是通过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以此歼敌有生力量。攻打太原这种有着完备防御体系的城市，入晋作战以来也属首次，因此太原攻坚颇有些“以短击长”之意。
我主攻部队由华北军区1兵团和西北野战军7纵组成，华北军区野战军多由晋察冀解放区地方部队改编而来，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相比三野、四野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特别是攻城所需的重武器十分缺乏。
因此从一开始，太原就注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时山西全境，仅剩太原和大同两城还在国民党手中，大同守军仅1万多人，时刻在关注着太原方面的动向。如果攻下太原，独木难支的大同必望风而降，拿下太原就等于解决了整个山西的问题。
既然太原一定要打，那么采用何种战术很重要，太原守军近十万，而初期阶段我攻城部队数量同守军相仿。即使在野战中，以1：1比例取胜难度也相当大，何况这是守御严密的攻坚战。故此，我军制定了以围困、逐步削弱守军的攻城策略，即“蚂蚁啃骨头”战术。
大军围城，守敌也很凄惶，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竟然采取了主动出击、干扰我军战前准备的错误方略。1948年10月3日，守军集中7个师兵力，出城南进。此举正中我军下怀，决定抓住守军出城的有利时机，提前发起太原战役，野战寻机歼敌。
结果不出所料，通过一系列干净利落的战术动作，前后仅用11天时间便歼敌1.2万余，随后开始对太原外围阵地攻击。
截至11月13日，共歼灭外围守军2.2万人，进一步削弱了守军力量，对太原的包围圈逐渐缩小，一切按照攻城方略有条不紊地进行。
就在此时，情况忽然发生变化，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大军筹备短期内挥师南下，平津傅作义集团将是首要目标。如果此时攻下太原，必会使该集团产生警觉，有可能引发南逃，这会影响我军对平津战略的整体部署。
如此，为稳住傅集团，暂缓对太原的攻击很有必要。接到命令的攻城部队，除攻占外围一些据点外，对太原主城“围而不打”，主力就地转入休整。
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军区19、20兵团、及华北军区和四野各1个炮兵师，前往加强太原攻击力量。连同原来的1兵团（改为18兵团）西北野战军7纵（改为一野7军）等攻城部队，我方总兵力已超过30万，力量对比已呈碾压之势。
相比于我军的兵威浩荡，太原守军已在不断消耗中，下降到7万余人。即便如此，守军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战斗意志，阎家统治山西多年，产业无数，自不会甘心束手就缚，已经做好了顽抗到底的准备。
1949年4月20日，对太原总攻开始，至22日攻占全部外围据点，只剩城区一小块地方还在守军控制中。为使太原市民免遭炮火，我军曾发出劝降通告，已做到仁至义尽，但守敌仍打算顽抗到底，可见其顽固程度。
经过4月24日惨烈的巷战，太原城区方得以攻克，不久之后，孤立无援的大同守军缴械投诚，山西全境解放。
整个太原战役历经半年之久，全歼守军十余万人，而我军亦有4.5万人伤亡，堪称“恶战”“血战”。这种情况在整个解放战争城市攻坚战中，也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