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一场特殊的任务引发了诸多思考。1938 年底，叶剑英接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任务，教国军打游击战。这一战术在红军时期曾是抵挡国民党围攻的利器，一直被视为不外传的机密。无论是在江西、长征途中，还是在陕北，国军始终未能摸透游击战的精髓。
为何此时要将这一战术传授给国军呢？尽管蒋介石同意与我军一同抗战，但他仍处处防备着共军，还多次在其他地方搞摩擦。面对这样的情况，将机密战术传授给国军确实让人费解。带着满心疑问，叶剑英找到了周总理求解。然而，听完周总理的解释后，叶剑英却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之中。
1937 年 8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南京商议共同抗日大局。叶剑英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担心国共第二次合作尚未谈拢，中央主要官员齐聚南京会遭扣押，这将对我军造成巨大打击。于是，他建议毛主席别去，由自己陪着周总理和朱德前往。中央同意了叶剑英的提议。三人到达南京后，感受到了国军的戒备与好奇。在国军看来，与红军斗了这么久却始终无法获胜，也抓不住红军领导，他们对红军的战术充满好奇。而且，有头脑的人都明白，抗战胜利后国共必有一战，此时更不应传授游击战术给国军。
所以，当叶剑英接到传授游击战术的任务时，立刻向周总理询问缘由。周总理解释说，传授游击战并非蒋介石的要求，而是中央提出的。由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接二连三失利，对整个战局影响巨大，广州、武汉、徐州等大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国军在正面战场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中共为了国家大局和民族利益，主动向蒋介石提议用游击战辅助国军正面战场。起初，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朱毛红军的战术成不了大气候，赶走日本鬼子还得靠正规军。但当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而八路军在山东敌后、河北相继发展壮大时，蒋介石的想法发生了转变。
1938 年武汉失守之前，周恩来与朱德再次找到蒋介石，说明传授游击战术的事宜，这次蒋介石同意了，并在湖南衡山举办游击干部培训班。叶剑英接受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培训班传授游击战术。然而，叶剑英心里很没底，毕竟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而且，游击战术一没有官方教材，二没有实际案例，讲起来困难，理解起来更难。中共能够灵活运用这一战术，是通过多场战役积累的经验。正当叶剑英困惑时，毛主席发来电报，让他以大局为重，不必担心国军学会战术精髓，大胆地讲出来。
叶剑英放下担忧，将战术全面透彻地讲给国军听。但国军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尤其是看到战术中的政治内容占比很大时，许多国军干部认为共军肯定有所保留，因而都没有认真学习。国军的汤恩伯还在背地里说共军的不是，这引发了叶剑英与汤恩伯的口角。此后，所有国民党干部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看来他们再怎么学也学不会共军的游击战术。
这里我们插入一个历史案例：在中国古代，赵括纸上谈兵，虽熟读兵书，却不能灵活运用，最终导致兵败。国军学习游击战的情况与此类似，他们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真正理解游击战的精髓，也缺乏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的精神。同时，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对共军的偏见以及缺乏坚定的抗战信念等因素，也使得他们无法像共军那样将游击战发挥出巨大威力。
综上所述，国军不会打游击战，并非是战术本身难以掌握，而是国军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他们缺乏对游击战的正确认识和实践精神，内部不团结，对共军存有偏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他们无法学会共军的游击战术，也无法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