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不觉中，２０２４年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在过去的十年中，民营经济经历了一场市场与舆论的双重洗礼；无论是市场的大洗礼，还是舆论的大洗礼，都在２０２４年短短的一年，出现了新的闪光点；并且触及到了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三个悖论。
哪三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理论与现实的悖论
《共产党宣言》对私有制做了一个终极审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七十年的实践却告诉我们要想发展经济，在世界的丛林中一骑绝尘，不建立一个能够融入全球化的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前苏的命运不幸被哈耶克言中，现存的单一公有制的国家，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案例，这与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形成了对比，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体不全是成功的案例，但非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体没有一个成功且可持续的案例。我们不能永远在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中纠缠，不能永远活在黑板经济学中，无视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这几年谈民营的信心，其实问题很简单，我们不是在打造一个平等竞争、充分竞争的法治经济，而是开始偏离市场经济主导资源配置的轨道，一直在通过投资与财政赤字的扩张回归所有制锚定的非市场化干预，从而引起了资源错配，也出现了许多怪圈：供应端表现为胀，需求端表现为缩；财政的行政管理性开支在膨胀，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在缩小；财政要依赖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才能正常运行，而企业的利润却已经到了边际。景区人山人海，消费却降级了。
但是，历史的江河波涛汹涌，全国１４４０家马列学院，一百多个博士点，却坐在平静的图书馆千篇一律地给经典理论做注脚，谈不上有什么建树，典型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学风，我们把理论宗教化，忘记了经济学必须是一个可以证伪的学科，否则毫无真理性可言。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争论二百年前的古老话题，在批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无法走出塞纳河畔；然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一个智能机器人的出现，通过无人工厂足以推翻《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的公式，因为可变资本消失了，所有的关于价值的结论都不再具有原理性，实际上它也从来没有实行过。
第二全悖论：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悖论
市场经济的规则本不存在两种所有制的冲突，尤其不存在公有与私有安全性问题，发达的经济体军工、航天、石油、通讯等都是私人投资，在竞争性领域中，不管你是什么所有制，都要以法治为市场灵魂，遵循同一个规则，正如奥运会，不能说你是国家队，就可以打破规则，抱着球冲入足球大门，而民营队就只能用臀部顶球，这样的市场是玩不下去的；如果是公益性领域也一样，国家可以补贴，但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也要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却在宣传对私有的仇恨，仿佛每一个生命不是个体，不是私，如果是私就成了原罪，就成了剥削，文化如此扭曲，又谈什么在创新领域中遥遥领先？
在同一竞争性领域中，今年有了一些新的表述，以《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法理依据，允许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适度平权。这是一个进步，但也意味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悖论。那么，就不可能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也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
第三个悖论：体制成本与居民收入的悖论
我们的经济越强大，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却越低，这也是一种背离。这当然不能解读为一种老胡说的“意图”，却有它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在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过。当国力增强时，忽视了财富积累与收入的平衡法则。社会的文化心理也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好，绝不是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居民收入依然停留在樊纲教授定位的“不闹事”的界标内。
现在负债率越来越高，主流媒体解释说，负债的背后依托有优质资产，比如广厦千万间，问题是市场要有对广厦需求，居民要有钱去享受“大庇寒士尽欢颜”的获得感；如果居民收入水平追赶不上ＧＤＰ的增速，就通通成了异质资产，进入不了交换领域，在经济学上没有意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分配制度决定的。财政主导的分配制度缺少纳税人的监督，是办公室精英拍脑袋决定的，正如去年底一篇赞美地方财政节流”过紧日子“的报导，公务员出差，每人每餐费用不得超过一百元，谁给办公室精英的这种权力？不知道，更不知道以前没过紧日子时又是怎么报账？
悖论的炼成是缺少约束。
全会提出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张维为说全民所有就是人人都有，前提是谁来约束？如果没有约束力，就会出现悖论。
而所的悖论都是自己做的”业“，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