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逐步形成后，虽几经风雨，但从未丧失，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后，这块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领导全国革命和部署解放全中国的中心，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特点，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丰富资源，值得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工农武装政府的成立
1927年冬，中共甘肃特别支队组织王孝锡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宁县太昌建立了中共宁县支部委员会，不久后成立了中共太昌区临时委员会。1929年起，刘志丹、谢子长先后打入军阀部队，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利用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的名义，发动了“太白起义”，消灭了谭世麟第二十四营，这次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地区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列。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陇东地区领导的第一支革命队伍---南梁游击队创立。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与转战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会师，1932年1月在正宁柴桥子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700余人，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在三嘉原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宣传革命道理，由于红军纪律严明，与群众们打成一片，使长期遭受兵匪和封建地主压迫的陇东人民对红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许多青年纷纷参加陕甘红军游击队。
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寺村原、湫头原、五倾原、三嘉原及宁县盘克一带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和寺村原游击根据地，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序幕。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不断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形成之际，以杜衡为书记的陕西省委却认为，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路线，命令红军撤离寺村原根据地，结果使部队遭到敌人重兵“围剿”，受到严重损失，7月，李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使陕甘红军游击队和寺村原红色政权工作受到很大干扰，8月下旬，寺村原革命根据地由于失去后方政权的依托，红军游击队接连失利，损失严重，只要退回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无人烟的地区。
1932年12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全军仅下辖第二团。红二十六军的正式成立，标志着陕甘边武装斗争和创造红色政权斗争又向前进了一大步。此后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党和红军投入到创造照金根据地的斗争，但是由于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干扰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照金苏区相继损失，极为险峻的形势下，在1933年11月3日至5日，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召开了包家寨会议，会上算清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创建红色政权的一系列正确的行动方针和策略。包家寨会议核心就是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新的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红色政权。会后，红军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整编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们深入到白马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等地贫困农民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各种群众团体。1934年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2月25日，在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作为陕甘边根据地的最高临时政权机关，会上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为进一步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奠定了基础，为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创造了条件。
1934年11月1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圆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亦称南梁政府）,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在南梁荔圆堡隆重召开，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以及当地群众30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新时期。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红色政权进一步巩固，在党的领导下，总结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经验，开展大量红色政权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1、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建立政权组织。为了推动革命斗争深入发展，加强党的领导，边区党委、政府抓紧配备干部，以适应红色政权大发展的迫切要求。组建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并在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保卫大队。各县的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区乡党委和区乡政府。在整顿加强工会、农会、贫农团和赤卫军的同时，成立了青年、妇女、儿童等组织。各级组织机构的相继建立健全，这些工作的核心使党的工作切实得到加强，以保证陕甘边红色政权的发展和巩固，为红色政权建设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2、制定实施方针及其他法令，适应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新要求。红色政权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等，对群众组织也颁布条例和简章，扩大政治保卫队，并发展了5个小分队，担任警戒任务，并宣布戒严令。在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工农民主政府选举法等一系列政策，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处陈规陋习，设立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的法规。以保证红色政权的发展和巩固。
3、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推动陕甘边革命的开展。为了解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将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各县、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地主土地和其他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极大推动了陕甘边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
4、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根据革命斗争的形势，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边区政府采取灵活的方法，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工农民主政府的民团，则与他们建立友善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动，也不愿意接近共产党、红军及工农民主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他们转变对共产党、红军、红色政权的认识，向工农民主政府靠拢：对哥老会采取争取的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对国民党俘虏，采取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和政策，进行教育、改造。
5、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为了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获得最广大的群众基础，在工人、农民和国民党的士兵中进行了广泛的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在此基础上，还组织工会、农会、贫农团、儿童团、妇女联合会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捐、抗粮、抗款、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同时，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传教育，使群众看清民族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战争的斗争中来，积大的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6、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由于陕甘边苏区建立健全了各级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经济发展。边区办起了牧场，养猪养羊，增加市场供应；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粮，解决物资供应；发行货币，促进市场流通；设立集市，保护商贩，活跃市场，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随着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在南梁荔圆堡转嘴子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此后，又在其他地方办起多所小学。在各区乡普遍开办了扫盲识字班、冬学、夜校等教学场所，为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化人才。陕甘边特委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边区政府创办的《红色西北》，刊登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报道边区经济、文化、军事建设等消息，宣传边区各项政策和法令，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为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及发展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从根本上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原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产生、巩固与发展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在敌人大军围攻下，因各种原因，其他红色政权相继陷失，唯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存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做到革命“硕果独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远离政治中心，南梁地区处于陕甘两省交界，既远离反动势力的中心，又在两个反动势力集团容易发生矛盾的地方，便于革命工作的开展。现在的华池县地域及陕西省吴旗县、志丹县（原保安县）的部分地区都归属甘肃省的原来庆阳县管辖。距离省会兰州六百多公里，西南边界距县城近二百多里，东北边界即南梁一带距县城也近二百多里，反动势力的控制能力 “鞭长莫及”。而且，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为了躲避1929年闹粮荒的饥民，将县政府搬到离庆阳县城一百多里的西峰镇。当时交通、通讯、文化都十分落后，要靠人畜行走传递消息，在南梁一带发生多大的事，驻在西峰镇的庆阳县的县政府不是不知道便是在十多天以后才能知道。因此，国民党政府管理力量在这里形似空白，就为共产党人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
二、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在这里相当薄弱。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团相继负责设在西峰镇的甘肃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下辖的庆阳、环县、宁县、合水、镇原、灵台、泾川等县的防务，但是实际精力主要集中在西峰周围，庆阳县的防务一直由谭世麟领导的陇东民团负责，民团多为当地群众，缺乏正规训练，武器也相对落后，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同时，陇东驻守着多股民团及土匪，他们各怀不同心思，不听统一安排，保存实力，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步调不一，不敢直接与红军战斗。
三、有利的地理条件。南梁一带为丘陵沟壑区，处于子午岭林区，植被茂盛，便于藏覓荫蔽。这种地形便于搞游击战争。当发现大股敌军来袭时，可以从容撤退；当发现敌军很少，可以埋伏袭击。而且这里的黄土地貌山区与南方岩石山区有很大的区别，到处都有土地可供耕种，人们散居于山峁或沟壑的各个角落，都是窑洞式的崖庄，人走不到跟前就发现不了，即是敌人到了窑庄的顶部，窑洞里的革命战士还可以从窑庄前的沟壑中撤退。当时的革命政府编制很少，就几个人，敌人来了，立即撤入深山；敌人走了，又走出深山。
四、群众思想开放。庆阳的东北部包括南梁一带，居民多为外地的移民，思想较为解放，这里曾多次发生拉杆子起义的事。经过共产党的宣传教育，群众思想倾向于革命，从各方面支持革命。这里物产丰富，接近宁夏和陕北的产盐区，粮食、食盐不成问题；缺的是布匹，但当地多羊，穿的问题也不大。可见南梁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除这里的地形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外，群众的大力支持是极重要的原因。
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
1、从理论价值上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具体实践的产物。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成果。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艰苦探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西北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远离党中央以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妥善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摆脱“左”倾路线的干扰，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走井冈山道路，坚持武装割据，创造性的开展革命斗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的创造性运用和具体实践，是中国革命政权建设的积极尝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正如1943年《解放日报》刊文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克思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普遍之真理具体运用于西北，……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也是对陕甘边革命斗争经验的理论总结和高度评价。
2、从军事影响上看，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捍卫了革命成果。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不断发动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1934年2月，国民党调集1万多人的兵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转入外线，南征北战，纵横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连战连捷，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歼敌30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精心组织的军事“围剿”。国民党第一次军事“围剿”被粉碎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且有连片统一之势。国民党对此深感不安，在集中兵力“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同时，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4万大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扑灭西北地区燃起的革命烈火。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下，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第一团及数10支地方武装，坚持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斗争，牵制南线和西线敌军的行动。红二十六军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二十七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横扫西北战场敌军，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击炮8门，解放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6座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使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5年8月，长征中的红一、四方面军开始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日显突出。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调集10万大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西北军委前敌指挥部采取集中兵力，利用敌军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战定仙墕，歼敌2000余人，打垮了东线敌军的攻势，再战劳山，歼敌3700余人。10月，又在榆林桥歼灭国民党一0七师大部，使蒋介石企图在长征红军到达陕甘苏区之前剿灭西北红军的美梦化为泡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红色革命根据地。
3、从保障贡献上看，陕甘边苏区大力扩红支前和保障供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陕甘边苏区动员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战争，特别是扩红支前，筹粮筹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1934年冬至1936年春，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到处是投奔苏区当红军，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情景，从1932年到1936年，仅华池、新正两县就有944人参加红军。[①]许多贫苦农民自愿参加游击队、赤卫队，使革命武装力量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当时，“陕甘边区人口约……，但壮年男人百分之七十已加入红军，儿童和青年则全部加入了儿童团和少先队，18至45岁的壮年则加入赤卫军，妇女百分之六十以上加入妇女代表会，不参与各种组织的只占极少数。”[②]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陕甘边苏区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保证了红军的充裕供给。仅据部分资料统计，1937年春节之际，宁县四乡民众为驻地红军捐献粮食数千石。新庄东门石怀甫家，一次为援西军捐粮60石。[③]1937年，镇原屯字群众为驻地红军筹粮3000余石，闫孟村的孟耀祖捐献小麦500多石。[④]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期间，环县慰问红军作战部队粮食2000多石，羊200多只，银圆300元，以保证前线部队的供给。[⑤]
4、从政治影响上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没有丢失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存在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使革命走向复活，党领导人民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南方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红军战争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然而，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革命根据地除陕甘边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革命根据地虽然先后丧失了，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却成燎原之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陕甘边地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运用于本地的革命实践，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党中央立足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巩固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出发点。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没有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和长征的红军，就下不了地，……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⑥]。王首道指出：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归宿，是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领导全国革命和部署解放全中国的中心。”[⑦] 1948年3月，党中央才前往华北。在这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10多年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陕甘革命根据地功不可没，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