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被誉为国民党“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二六市官桥(今余姚市三七市镇二六市村官桥）。
陈布雷早年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后转入宁波府中学堂，然后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毕业后，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尤其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后，他撰写了大量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20多岁即在报界享有盛誉。
当时，孙中山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
1920年，陈布雷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又任《商报》主编，然后又为《国闻周刊》主要撰稿人，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
这一时期，陈布雷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
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陈果夫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1926年春起，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
北伐时期，蒋介石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供自己驱使，陈布雷成为理想人选。为延揽人才，蒋氏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的“礼贤下士”所感动，1927年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多年后，陈布雷回忆往事说：“他要我入党，我就加入了国民党；他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愿意做你的私人秘书。由此一诺，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此后，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
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接下来的抗战，是陈布雷的一个人生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而这篇演讲稿，原创就是陈布雷。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为此，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他赶在国民党先总理孙中山诞辰84周年纪念日的后一日自杀，引起了多种解释。
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陈布雷的自杀给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很大的震动，尽管国民政府极力掩饰陈布雷自杀的真相，把陈布雷自杀说成是“感激轻生”，蒋介石也追授陈布雷“当代完人”的称号，但这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南京政府的覆亡为期不远了。
陈布雷的儿子陈砾说过，“（尽管）我父亲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他的8个子女，有4个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