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1948年4月7日—），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
哲学：关注现实生活的跳动的心
我对哲学的自觉学习开始于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作为一名下乡知青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干活的时候。
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我坚持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克服了无数困难。
由于这样特殊的经历和思想背景，我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专业研究人员的感受，哲学与我的现实生活之间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我的专业方向虽然是以艰深晦涩著称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但我从他们那佶屈聱牙、难以卒读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了关注现实生活的跳动的心，觉得他们真正把握了生活的深层本质和玄妙法则。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优点就是其思想与时代、历史的脉搏合拍，表达了西方19世纪初的时代精神的某种深刻转变，这种转变确立了以后200 年间西方精神的主流倾向。
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正处在我们文化传统几千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中，这种大变局与西方近代走出中世纪的艰难历程有极大的相似性，因而我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无形中带有对当前现实的一种批判意识。
应当说，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大力提倡从西方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其哲学根基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奠定得最深的。
哲学是了解其他学问的一个制高点
哲学是我了解其他方面的学问的一个制高点，有了哲学，我就能够高屋建瓴地通览一切知识园地。
其中，最使我体会到哲学意义的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这种解读使我获得了大量的人生智慧和对人性、世界的了悟。这种了悟反过来使我对那些高深的哲学命题始终保持着活生生的生命体验，而不是空洞的教条。
而当我把这种哲学体验表达在我的文章和著作中，或者在课堂上、讲演中宣讲出来的时候，往往能激起青年学子们极大的兴趣，他们那种热情渴望的眼神使我相信，哲学思维绝不是少数专业人士在书斋里沉思的专利品，而是每个肯动脑筋的年轻人的天性。
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当我在进行单纯学术研究的时候，仍然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它是我深入探讨那些高深理论的内在动力；而在我进行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以及对当前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做系统的评论时，我的理论上的立足点是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的内在把握。
近年来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就是这种把现实生活、时代精神和我所受到的古典哲学训练结合起来的最好实例。
我的治学态度是立足于中国当代的国情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之上的。我一开始接触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它当作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钥匙来学习、理解的。
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
尽管我们研究康德哲学有许多不可避免的不利因素，但我却坚信，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我们就可以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不仅能够做到与西方的康德专家平等对话，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希望超出西方人的视野，取得自己特有的研究成果。
我们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正可以使我们在两种文化的对比和碰撞中超出双方的狭隘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思维层次，从而使中国文化获得一种"杂交优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真正的弘扬，焕发出新的生命。而那种抱残守缺、躺在中国文化上不思进取的态度，只能使这个文化日益腐朽。
这就是我的"新批判主义"所提出的思路。
选自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附录《学术自传》，标题、段落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