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为什么由他主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有多大？
他，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他和徐特立、董必武、何叔衡、谢觉哉被尊称为“苏区五老”，延安时期，与徐特立、董必武、何叔衡、谢觉哉、吴玉章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他就是我党元老之一、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
他早年在日本公费留学的时候就加入同盟会，后来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护法战争结束后，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孙中山对他非常倚重，由于他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常通过他将自己的主张向孙中山转达。他几次安排了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会见，共同讨论“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问题。
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共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为了培养农民干部，由他提议，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在广州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林伯渠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从来不尚空谈。除了充分履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部的职权，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他还经常到各地潜心考察,结交大量的农民运动领袖。当时，毛泽东、彭湃等都是他家里的常客。林伯渠之所以如此热心农民运动，主要是他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民革命斗争有较为透彻的了解。
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开始了与毛主席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友谊。
在他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期间，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
他在每个革命的转折关口中，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特别是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张国焘闹分裂的严峻关头，他义无反顾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对当时的政策走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边区的农业、工业生产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形势。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他很注意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文学艺术事业。他提议，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发展生产建设，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林伯渠和吴玉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新文字协会,推行拉丁化汉字，同时边区新文字报刊、新文字学校纷纷出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边区工作之所以成绩卓著,成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楷模，林伯渠尽了极大心力。他在工作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干部、群众所称颂。他非常注重实际，思考和解决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出现了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任命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使他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西安的事务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由林伯渠统一负责。 他领导陕西省委负责健全和发展全省各级党组织；指导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帮助救亡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活动。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工作十分繁忙。林伯渠利用一切机会， 接触那些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此后,林伯英经常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兼顾两地的工作。
他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总是满腔热忱，不卑不亢，因人制宜,深人细致地做各种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
1940年11月,林伯渠从西安回到延安。边区政府委员会开会欢迎他的归来。此后,他以主要的精力领导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设。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把边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林伯渠和以他为首的边区政府党组，坚决服从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他是西北局常委,对于日常工作中的问题需要请示的,在开常委会时提出，或者派党组秘书去接治。全区性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措施，政府党组讨论后，无不向西北局和毛泽东请示，而毛泽东和西北局也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从而使边区政府的工作能够按照党的正确方针不断向前发展。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进行建国筹建工作。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可以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整整三十多年，他总是同毛主席在一起，并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他去世后，邓小平在悼词中对他的评价是：“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