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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63 年 8 月，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不到半年蜀汉灭亡，刘汉皇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蜀汉之亡既有军事外因，更有政治内因。表面是邓艾出奇制胜，实则是益州士族集体出卖。
260 年洛阳发生甘露之变，曹髦被司马昭下属所杀，这一弑君恶行让司马氏陷入舆论困境，延缓了禅让代魏的步伐。司马昭急需一场对外军事胜利来挽回声誉，于是决定灭蜀。尽管朝中大臣大多反对，司马昭却看到了蜀汉的虚弱。自汉中大战后，魏国长期采取守势，但蜀汉因连年北伐，人力、物资消耗巨大，百姓和士族怨声载道。而且姜维长期领兵，荆州执政班底凋零，益州士族掌控大权，他们对北伐不满，蜀汉内部矛盾重重。司马昭认为 “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
司隶校尉钟会出身颍川大族，与司马昭立场相似，常一起 “筹度地形，考论事势”，也支持灭蜀。
263 年八月灭蜀之战打响，司马昭派十八万大军分三路南下，中路钟会率十万主力攻汉中，西路邓艾率三万多人攻沓中姜维主力，东路诸葛绪率三万多人切断姜维后路。姜维回援汉中，进入剑阁据险防守，钟会大军受阻。邓艾见剑阁难攻，建议从阴平小道经涪城直取成都。此计虽险但邓艾最终克服困难，通过七百里阴平险道，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刘禅派诸葛瞻迎敌，却接连溃败，邓艾攻占涪城、绵竹，斩杀诸葛瞻逼近成都。十一月刘禅接受谯周意见投降，姜维也向钟会投降蜀汉灭亡。
从东汉以来士族控制政权和资源，三国时诸侯需士族支持才能立足。曹操有颍川士族，孙权有吴郡士族，刘备有荆州士族，入蜀后又与益州士族合作。但刘备依靠荆州士族建立执政班底，压制益州士族。随着时间推移，荆州集团凋零，益州士族逐渐掌控话语权。
刘备死后诸葛亮推动北伐，但荆州集团后继无人。费祎执政后与益州集团合作，他死后，姜维虽为大将军，但权力在益州士族手中。蜀汉连年北伐，民生疲敝，百姓和士族厌战。邓艾入蜀时百姓逃亡，诸县长吏投降或弃官，益州士族为保自身利益，不愿抵抗，迫使刘禅投降。
蜀汉灭亡看似是邓艾奇谋所致，实则是益州士族为保自身利益，抛弃刘氏政权的结果。这一过程反映了三国时期士族势力对政权的重要影响以及内部矛盾对国家命运的左右。
益州士族的这一行为，不仅决定了蜀汉的命运，也对三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魏国而言，蜀汉的灭亡使其在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司马昭通过这场战争，一定程度上洗刷了弑君的污点，巩固了自己的权势，为司马氏最终取代曹魏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对于东吴来说，蜀汉的灭亡使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在战略上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东吴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布局，加强自身的防御，以应对魏国可能的进一步进攻。
而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三国时期士族势力的强大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士族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深入了解各种势力的博弈和利益诉求，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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