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汉奸夜审地下党，拷打一半时忽发现，对方竟是自家亲戚

1939年的深秋，毫县东北角的花园庙内，一盏昏暗的油灯在夜风中摇曳。审讯室里，一名留着络腮胡的日伪特务正挥舞着皮鞭，冷笑着逼问眼前被吊起的年轻人。突然，年轻人说出的一句话，让特务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油灯的光芒下，特务那张狰狞的脸庞逐渐变得惊愕。谁能想到，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刻，一个意外的身份竟成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被捕的年轻人究竟说了什么？他与这个残暴的特务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联系？

一、日伪据点花园庙的残暴统治

1939年的花园庙，已经与往日香火鼎盛的佛门净地判若两人。这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古庙，坐落在毫县东北角，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占据着豫皖苏边区的交通要道。日军占领毫县后，便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处军事据点。

花园庙外原本热闹的街市，此时已经冷清萧条。庙前的青石板路上，每天都有日伪军押送着被抓来的百姓。据点里，除了驻扎着一个小队的日军，还有二十多名专门负责搜查情报的伪军特务。

据点的最高负责人是一个绰号＂黄脸阎王＂的日军中尉，此人性格残暴，动辄打死打伤。在他的授意下，特务们经常以＂新四军嫌疑＂为由，在各个村庄抓人敲诈。被抓来的人，轻则被勒索家产，重则遭受酷刑。

花园庙大殿里的佛像早已被砸毁，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审讯室。原本供奉神像的地方，如今挂满了各种刑具。最让当地百姓谈之色变的是大殿正中的那根铁链，许多被怀疑是地下党的人都在这里遭受过吊刑。

1939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据点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两名日军士兵押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农妇走进大门，说是在她家的地窖里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文件。那农妇一路哭喊着自己是良民，却仍被拖进了审讯室。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有人看见几个伪军将一具冰冷的尸体抬了出去。

就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据点里的特务们却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他们白天在街上横行霸道，晚上则聚在一起赌博喝酒。花园庙西侧的禅房被改造成了特务们的起居室，经常传出他们放浪形骸的笑声。

这些特务中，最令人畏惧的是一个留着络腮胡的中年人。此人名叫刘德山，原本是黄水窝的一个泼皮，投敌后在据点里当了个小队长。他审讯犯人时最为凶残，经常把人打得半死才停手。

在花园庙的后院，原本种植菜蔬的园子如今堆满了从各处抢来的财物。据点外的百姓私下都说，这座庙已经成了人间地狱，但凡是进去的人，十个有九个出不来。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年轻人和他的同伴在据点外被拦了下来。这两个人的出现，注定要在这座恐怖的据点里掀起一场意想不到的波澜。

二、地下党员的秘密任务

陈子良是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一名地下交通员。1939年10月，他刚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回到根据地。在校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军事指挥和政治理论，还专门接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

支队部安排他与老交通员王萌林搭档执行任务。王萌林虽然只有初小文化，却在地下工作岗位上摸爬滚打了三年多。他熟悉豫皖苏边区的每一条小路，掌握着各个据点的情况，曾多次成功完成机密文件的传递任务。

这次任务的内容是将一份关于日军部署的情报送到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这份情报记录了日军在豫皖苏边区最新的兵力分布和防御工事布置，对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为了掩护身份，王萌林准备了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着几麻袋大蒜。在其中一袋大蒜的底部，他们巧妙地藏进了那份机密文件。这是交通员们常用的传递方式之一，因为大蒜的气味可以掩盖纸张的味道，避免被日军的警犬发现。

两人商定，由王萌林扮演走村串户卖大蒜的小贩，陈子良则装作他雇来帮工的短工。他们精心准备了一套身份来历：两人都说是来自黄水窝村，这个村子距离毫县较远，不容易被查证。

临行前一天晚上，支队的情报科长特地找到他们，交代了此行的注意事项。首先要避开日军的几个重要哨卡，其次是遇到盘查时要沉着应对，最重要的是确保机密文件万无一失。

十一月十七日清晨，王萌林和陈子良从一个叫小茅店的村子出发。这个时节，正是农民收获大蒜的季节，挑着大蒜到集市上卖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他们沿着土路向北走，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小据点。每到一处，王萌林就装模作样地吆喝着卖大蒜，陈子良则在一旁帮着搬运。这种方式果然有效，前面几个岗哨都顺利通过了。

可是在接近花园庙据点时，事情却出现了变故。一个面色阴沉的特务拦住了他们，开始盘问来历。这个特务盯着陈子良看了又看，似乎对这个年轻人特别感兴趣。情况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开始。

三、意外事件的转机

花园庙据点的审讯室内，刘德山特务队长正在审问陈子良。油灯的光线下，刘德山手里把玩着一根皮鞭，不断询问陈子良的身份来历。陈子良依然坚持自己是黄水窝村的农民，只是帮王萌林运送大蒜赚工钱。

突然，刘德山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黄水窝村的东头，是不是有一棵老槐树？＂陈子良愣了一下，随即回答说确实有这么一棵树。这个回答引起了刘德山的兴趣，他接着问道：＂那你可知道老槐树下的水井是什么时候挖的？＂

陈子良说道：＂那口井是民国十二年挖的，当时还死了一个叫刘三的工人。＂这句话一出口，刘德山的脸色突然变了。那口井确实是在民国十二年挖的，而死去的工人刘三，正是他的堂叔。

刘德山放下皮鞭，仔细打量着陈子良的面孔。他问道：＂你姓什么？＂陈子良回答：＂我姓陈，叫陈子良。＂刘德山又问：＂你父亲是不是叫陈长河？＂陈子良点了点头。

原来，陈子良的父亲陈长河曾在黄水窝村住过几年，与刘德山的家族有着深厚的交情。当年陈长河在村里开设私塾时，刘德山还曾在他那里读过两年书。后来陈长河举家搬迁，两家便失去了联系。

审讯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刘德山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命令其他特务退出审讯室，只留下自己和陈子良。接着，他压低声音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时，陈子良注意到刘德山的语气已经完全改变。他决定赌一把，说出了一件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往事：民国十五年，黄水窝村发大水，是陈长河组织村民加固堤坝，才保住了全村的庄稼，其中就包括刘家的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