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的东北人民，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战场上，战士们与侵略者殊死搏斗，而在东北中心城市，国共两党同时开展了地下斗争。而高等学校与中学、政府机关、商业机构都开展着对抗日本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是没有受到国共两党明显影响的、自发组织的，其中读书会就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为了奴化东北的社会精英，强化对东北地区、甚至是中国其他地区的统治，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控制、建立了多所高等学校。1938年5月2日，伪满洲建国大学正式开学。这所高校并不隶属于文教部门，而是由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大臣直接管辖，担任其总长。
而真正对这所高校享有决策权的，是担任副总长的日本人。其中，首任副总长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主任、日本哲学专家作田庄一，他的继任者是陆军教育总监、日本军阀尾高龟藏。
伪满建国大学采用学制六年，先后为三年普通本科，三年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专科。大学期间，所有学生必须按照日方“塾生活制度”，全部住校，过集体生活。全校学生按照不同的民族，总共分为六个塾，每个塾25人，均有一个与学生共同生活、管理学生纪律的塾头。
为了筛选东北地区最顶尖的人才，建国大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苛。当时，共有一万名来自日本的考生，从中选择75人录取；中国的学生必须经过本校、县、省逐级选拔，出类拔萃者参加建国大学的笔试与口语考试，考试通过者在建国大学住宿三天，参加日语面试与身体素质检查，其中任何一向不合格者都要淘汰。
建国大学共有来自七个民族的学生组成，这七个民族分别是：汉、满、蒙、回、日、朝、俄，还有极少数达斡尔人，暂不细分。其中有三名学生来自台湾；五十名学生来自“满系”，即汉族、满族、回族；余者来自朝鲜、蒙古与白俄罗斯。
来自日本的小林金三是建国大学第四期学生，他在1941年经过层层选拔，考入建国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小林金三回到日本，发表了小说《白塔》。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一些人名与史料不符外，其余记载的事情大多是历史重现。从中外面能看到当时日本学生对“满系”学生的看法，还有学校中中国学生因为阅读违禁书籍被捕的场景。其中还说到日方当时为了建设理想的“亚洲大学”而邀请许多著名学者的计划。
在建国大学中，中国同学借助读书会传阅一些进步书籍，种类十分丰富，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这些书籍，恰恰是被日方列为违禁之选的。
其中的文学作品有：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矛盾的《腐蚀》、《林家铺子》，陆逊的《彷徨》、《野草》、《呐喊》、《三闲集》、《华盖集》、《苦闷的象征》，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冰心的《超人》，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作品。
社会科学书籍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周佛海的《三民主义解说》，陈立夫的《民生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李大钊的《历史与历史观点》，日文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哲学书籍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约瑟夫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
这里列举的并不是全部被禁书籍，但是从这些有代表性的书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大 多孙中山的著作。
有些书籍不好借到，但市面上的小书店还有销售。比如长春南广场西面的青年书店就有很多书籍，学生想要买敏感书籍，先用书信与书店联系，之后再邮给学生。这些书籍在建国大学、新京法政大学、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新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之间流通，他们躲开殖民者的目光，在暗地里相互传阅。
白振铎是建国大学第十四期学生，据说他夜袭建国大学图书馆，得到了由日文翻译过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可惜书中很多政治敏感之处都被特殊符号代替了，以至于学生虽然看到了书籍，但是迫于关键字不清晰，导致不能完整的消化书中的内容。
吴秀实回忆说：“后期先辈辅佐官曾为我们六期生几十名同学做过《新民主主义论》的秘密辅导讲课，地址在后期新建红楼未竣工的楼房里，听讲的同学时单线串联集中的。”马国周还读过朱德的《游击战争》日文版。
有些日本人的书店中，可以高价买到一些违禁书籍。比如长江路附近就有一家偷偷售卖零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书店。学生想要买书，也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了摆脱日本特务的跟踪，他们常常需要先交了钱，再出门串几个胡同，仔细观察，确认没有人跟踪之后，再返回书店将书拿走。
后期一年的时候，图书馆开始开放借书，学生们的选择多了，像是马列主义原著和有关论述资料也可以借阅到，但是学生也更加敏感了起来。田夫回忆说，他把一张个人的借阅登记卡记满了，后来发现这样过于引人注意，干脆把借书卡撕坏，这样，二十几册的宝贵图书就属于他个人的了，其中就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书籍。
作为伪满高等监察厅的检察长，绪方浩也担任建国大学的讲师。有一次法律课上，学生们看到他拿着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惊喜的学生抓紧机会请求借阅，绪方浩果断地说：“请勿外传！”由此可见，伪满的很多教师并不认可日方所谓的“文化建设”和“建大精神”。他们知道哪些书属于违禁之列，也知道中国学生私下里在传阅。但他们采用明紧暗松的方式，并不过多干涉学生们的活动。据有的学生回忆，他们甚至去过老师的住处，去选择一些书籍阅读。
在建国大学，一面是殖民统治者企图通过文化侵蚀限制学生的思想，一面是学生自发形成组织，抵御这种侵略。读书会是暗地里进行的，而集体唱歌就是公开的形式。按照学校要求，建大的学生必须要唱校歌，除此之外，学生们也会传唱一些自己选择的歌曲，比如岳飞的《满江红》、蒋荫棠创作的《苏武牧羊》。这两首歌曲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是学生委婉地表达爱国情怀的方式。不过在当时的建大，这两首歌曲都没有被禁止。
有人解释说，在建国大学唱着两首歌，目的是为了淡化殖民统治者的钳制。而实际上，即便是很多了解中国历史的日本人，也并不清楚学生们是想通过这两首歌表达自己对祖国不幸的哀叹，对殖民统治的憎恶。不过在学生们严重，日本教师又与践踏祖国尊严的侵略者有所不同。
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除了联合抗日之外，私下里分别在东北的中心城市设有地下组织。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读书会受到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明显影响。总体上来说，读书会还是学生自发形成的爱国组织活动。
建大读书会的一位成员回忆说：“这种读书活动，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组织背景，也没有想过书的来源和流传的渠道，以为只是共同爱国情感的自然拥抱，就连读书会这个名称，也是文革期间组织向我迅查某些老大哥这方面的历史时才听说的，进步书籍诱导我萌发了正确的人生观和进步的政治倾向，使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决然投身革命没有走弯路的实践证明，秘密传读进步书籍是当时当地有效的抗日斗争方式。”
裴世扬是建国大学第四期的学生，他是“四期读书会”的骨干之一，由他组织的读书会活动一直开展得很好。不过，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各级读书会内部因政治倾向的不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这种政治倾向，与这些杰出的青年在校期间读过什么书，或者哪类书读得比较多，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对学生的政治倾向影响更多的，往往是伪满垮台后的其他因素，甚至是一些偶然因素。
在殖民统治者的铁蹄之下，建大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无疑是一件具有积极影响的事情。这些书籍培养了学生们的民族意识。他们大都从小接受私塾教育，或者接触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教材，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感比较薄弱。通过阅读进步书籍，他们看到了侵略战争的实质和侵略者的真实嘴脸，这是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奴化教育的阴谋无法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