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收藏的人都知道，鉴定一件古董要秉承着最基本的“辩证法”，比如哪方面符合真品的特征，哪方面又符合赝品的特征，如果赝品特征很明显，那毋庸置疑就是假的。然而当赝品特征不明显时，缺乏实战能力的人便会“傻眼”，只能靠“猜”，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么出现了。
藏友们也没必要一味地“污名化”专家，考证一件罕见文物的真假，不仅需要高超的眼力，还必须有对历史背景、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深刻理解。像今天列举的五种文物，一度被专家鉴定为赝品，却又被实力更强的专家断定为真品。可见就算是专家群体，能力差距那也是天壤之别。
一：长沙王玺金印
2008年，湖南长沙周边国王陵遗址附近，有十余处古墓被疯狂盗掘。一段时间后，当地古玩圈子传出一个消息，说出现了一枚长沙王金印，是纯金打造，神龟造型，立刻引起长沙文博界高度重视。要知道汉代诸侯王玺金印那可是稀世珍宝，大部分汉墓出土的都是玉印，之前只有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这枚被盗金印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国宝。
随后长沙刑侦大队经过紧密侦破，抓获了以刘胜利为首的一个特大盗墓团伙。发现刘胜利已经将文物卖掉，又碾转多地才追回了长沙王金印等文物，然后又意外追回一枚长沙王金玺，也就是说有两枚诸侯王玺金印。
在金印、金玺面世之初，省内的专家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说真一派说假。为慎重起见又送到了北京，请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结果专家认为金印的黄金纯度超过99%，汉代不可能有这样的技术，又认为字体、刻工有问题，所以一致断定都是仿品，系盗墓贼调包之后的产物。
很失望的回长沙后，又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盗墓贼仿造调包的证据。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联合刑侦支队，通过技术手段仔细对比盗墓贼在交易过程中留下的视频和图片，最终认定这就是真品，不存在造假，才有了如今博物馆里的惊艳国宝。
其实拿黄金纯度来鉴定真假真的非常业余，四川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商代的黄金文物纯度就已经达到94.2%，江苏盱眙出土的一件18斤“西汉金兽”，纯度也达到了99%。不知道专家是怎么想的。
二：南宋徐谓礼文书
2011年，一位程姓卖家带着一件稀世珍宝，去往北京寻求买家。这件文物是17卷南宋时期的文书，距今750多年，却墨迹如新，完好无损，硬如现代牛皮纸，放眼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找不到这样的“绝世品相”。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品相，让程某经历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原来他碰到第一位某著名拍卖行的专家，结果得到的回复是：“拿这么新的东西来骗我，当我三岁小孩啊。”第二次是北京各大古玩市场的书画专家，结果人家也说：“做旧技术太烂了，宋代古籍不可能这么干净的。”最后一次碰到一位马姓买家，好不容易120万成交，结果马姓买家又拿去请教了某位文博专家，得到的结果依然是假的，马姓买家又反悔退货。
连续三次碰壁，让程某有点“怀疑人生”，崩溃得泪流满面，因为他是一位盗墓贼，这件文物是他在古墓里亲手盗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心态上的失衡让他自乱手脚，在随后找买家的过程中，把文物的相关资料传遍了收藏圈子，才让真正的专家给认了出来。
武义县博物馆馆长董三军首先发现端倪，因为文物是南宋时期武义县官员徐谓礼自述的生平经历。当地人了解当地事，董三军随后邀请浙江省宋代历史专家郑嘉励一起来鉴定，最终确认这是一件首次发现的国宝级文物，对南宋历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也由此破获了一起盗墓大案。
武义县为了这件国宝，特地斥资2亿元建造了全新的博物馆用来展出。幸好那么多专家都没认出来，否则经过多次转卖流失到国外那就损失大了。从此事也可以看出，对于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文物，大部分专家的态度首先就是否定，怕“担风险”，也只有那些对历史有深度理解的专家才能鉴定出来。
三：西王赏功
张献忠“江口沉银”案应该人尽皆知了，由被盗卖770万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而案发，因此发掘考古了四川眉山市的张献忠沉银遗址，前后超过5万件文物出水，验证了民间传说中“买到成都府”的巨大宝藏是真实的。
可很少有人知道，2016年案发，但从2005年开始，江口镇下江口的村民们就已经开始盗宝了。挖出来的各种古钱、银锭、金饰等文物，流转到四川、陕西、湖北等地下文物市场，为什么没引起重视呢？
原来，早就有人上报给了文物部门，但有几位专家经过鉴定，尤其是像“西王赏功”这种存世量不足五枚的古钱大珍，市场突然出现了好几十枚，都一致认为不可能是真的。没引起足够重视，才造成了后面盗宝团伙越来越猖狂，最终被一网打尽。
盗宝团伙将150多枚西王赏功钱币以及金银册子等文物卖了1600多万，虽然后来大部分被追回，由文博多位专家共同鉴定为真品，但可能也有流失出去的。2011年某拍卖公司以230万拍出的金质西王赏功，和55.2万拍出的银质西王赏功，来源就成谜。
之所以专家不敢认，就是因为这种钱币亲眼见过的人太少了。西王赏功分为金银铜三种，并非流通货币，而是奖励军功性质的纪念章，因此都铸造极少，明末张献忠铸造，但一直到清末才被发现。1963年上海博物馆购得一枚金币，称之为“存世孤品”。此后总发现不足五枚，所以专家断定一次性出现很多枚就是假的，也情有可原。
四：战国杜虎符
上世纪70年代，一位叫杨东锋少年，捡到了一件锈迹斑斑的铜器，扔给妹妹当玩具。后来母亲生病，他不得已带着铜器前往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现为碑林博物馆），想卖点钱，结果工作人员看一眼就说是现代工艺品。
杨东锋没有放弃，一直赖在博物馆，又找了其他两位专家鉴定，结果又被认为是赝品。此时一位叫陈尊祥的古钱专家看他可怜，便掏出了身上仅有的50块钱，让他赶紧回去给母亲治病。
正是因为陈尊祥的这次善举，才为国家保住了这件稀世珍宝。原来经过多年把玩之后，铜器身上的锈迹慢慢脱落，当时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直，看到锈迹脱落后露出的错金铭文九行四十字，激动的手都在颤抖：这是虎符！
所谓虎符，就是古代可以调兵遣将的重要器物，一半在君王手上，一半在将领手中。这仅仅半件的战国杜虎符，直接惊动文物局，引起了学界对战国时期军事、文字以及书法艺术的一股学术热潮。这50块钱，花得真不亏。
五：西周晋侯苏钟
最后再说一位令人扼腕叹息的文博专家。1992年，山西一名叫侯林山的普通村民神秘暴富，成了身价百万的富翁，由此牵扯出来一起盗墓大案，可惜的是，虽然案子破了，但八座西周晋侯墓悉数被盗，重要文物全都不翼而飞。
时年冬天，上海博物馆馆长、一代青铜器大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在一条古玩街闲逛时，他发现了一套14件编钟，开价高达上百万港币。马承源委托朋友凑了好久才凑够了钱，果断将其买下带回上海。结果，一众文博专家都说马老看走眼了，这套编钟的腐蚀程度太“新”，铭文也是后刻上去的，肯定是赝品。
马承源力排众议，用高超的学识告诉大家：腐蚀程度之所以很“新”，是因为刚出土没多久的“生坑”，铭文虽为后刻，但并不是现代人刻的，而是当时先把编钟造出来然后才刻上字。最重要的是，编钟上的文字并不是一器一铭，而是把整套编钟上的文字连起来解读，立马就通顺起来。
他用超乎别人不止一等的能力，为国家挽回了国宝。而马老的贡献远不止如此，光在地摊上的发现，除了这套编钟，还有一件“越王者旨於睗剑”，是勾践儿子的宝剑。另有一件“吴王夫差盉”青铜器，证实了吴王夫差曾为一位身份低微的平民女子专铸过酒器，这位女子很可能就是西施。
马承源为国护宝无数，却因为“上博简”的真伪问题，闹得精疲力尽。这场学术之争依然是马老得到了最大认可，然而此后马老身体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传闻还得了抑郁症，最终选择在高楼一跃而下，从此文博界少了一位真正的泰山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