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重庆谈判比作鸿门宴其实算不得什么新意，虽然国共两党的实力对比和未来之走向很像当年的项刘，但毕竟没有舞剑的项庄和突入的樊哙，些许杀机也是一掠而过，比起鸿门宴的步步惊心还是有些差距的，倒是常凯申君的心路历程颇为有趣。
▲这杯酒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破例之一
起初，蒋介石对于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初衷是一种稳赢不输的心态：不来吧，没诚意，发动内战的借口妥妥的；来吧，也行，给他们几个内阁成员位置完事。
所以，蒋介石“诚意满满”地许诺以人格保证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并先后三次“盛情”邀请。而当从延安出发的飞机抵达重庆时，他也没有因为这“弥天大勇”而乱了方寸。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还特意准备了几盘掺有辣椒的菜。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并邀请其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此刻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或神交已久的同道中人，气氛相当“融洽”。
▲教员的帽子叫拷克帽，又称拿破仑帽
但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了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也不知意欲何为。
到了第三天，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活灵活现地体现了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更似封建时代的君王对于臣民的俯视。
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谈判的节奏也就可想而知了，双方虽达成了一些共识，也相互做了让步，但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这两个实质性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
周恩来和王若飞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的省主席，以及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和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后希望根据相对原则改为43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后两次“退让”分别至16和20个，且需完全服从命令并按指定地区集中。
蒋介石的要求显然跟“联合政府”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如果都听他的，那就不是谈判而是招安了。他甚至明确表示国共两党不可能相提并论，其脑子里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能接受的最大限度不过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所以到了21日，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就拍了桌子：“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右一便是赫尔利
双方的红耳赤急坏了一个叫赫尔利的美国人，此君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顾问，早在1944年11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他就自告奋勇要来中国调解国共矛盾，甚至以“美国国格”为担保邀请毛泽东赴重庆会谈。
赫尔利一会觉得中共关于各党派组建联合政府并享有平等地位的提案很有道理，一会又因蒋介石的坚决态度而反过来试图做周恩来的工作。他的着急来自于当初的信誓旦旦，然而快一年时间过去，美国总统都换成了杜鲁门，眼看回国述职日期将近，双方却连个口头协议都没能达成。
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共主动做出让步，放弃“联合政府”的说法而易以“参加政府”，承认国民党为未来政府之主导者，赫尔利先是软磨硬泡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随后连夜找到毛泽东并试图逼迫其就范。
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赫尔利在9月22日搭上返回美国的飞机，从此一去不返。
而另一边，毛泽东，在这难得的闲暇时光里会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各派大佬，甚至包括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他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加之《沁园春.雪》在文化界的广为流传（当时尚未公开发布），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后来，《沁园春·雪》公开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已回延安，却依旧轰动了整个山城，人们争相传颂，拍案叫绝。蒋介石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大为不安，他对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可见对教员的雄才伟略一点也并不了解。
随后收集上来的作品倒是不少，然而当时的中国还有谁能写出如此壮美豪迈的诗词呢？
看着老对手气定神闲地演尽风流，烦闷不已的蒋介石索性在9月27日带着宋美龄坐飞机去西昌度假去了，然而，当日《新华日报》上的一则报道令他很快失去了游山玩水的心情。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道：“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这一堆数字和地名令蒋介石积压已久的怨恨找到了爆发点，回顾十多年来的“剿共”生涯，对手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多年的围追堵截竟越剿越多，甚至跟他坐到了同一张谈判桌上。他在日记中忿忿不平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忌惮已非一日之寒，而重庆期间的二人会晤更令其感触颇深，他曾对“文胆”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所谓见微知著，毛泽东抽不抽烟并非事情的本质，其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和从容不迫方是蒋介石时刻提醒自己谨慎以对的根本原因。
尚在西昌的蒋介石杀机已起，他索性把自己关到了一个小房间里策划起一个惊天的计划：扣押毛泽东。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他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
这样做的后果等同于打脸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蒋介石也是很清楚的。赫尔利用作担保的“美国国格”就是他的禁忌，一旦“扣毛”成为现实，杜鲁门必定因颜面无光而动怒，甚至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毕竟当初斯大林也是表态的，为了维护其在东北的利益及远东的战略安全，苏联曾向国民政府表示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并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谈判这件事上他们也是促成者。
当时的蒋介石差点就成了破釜沉舟时的楚霸王，然而一觉醒来却还是多谋寡断的袁绍。在10月6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又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这是在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放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之后方公诸于世的秘辛，此前从无任何文献显示蒋介石有趁重庆谈判欲对毛泽东不利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当年从未跟任何人提及过此事，亦没有“范增”为他谋策过。
到了10月初，周恩来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蒋介石无奈只好同意，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足有五六百人之多。二人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谈判前景表达了乐观的态度，场面掌声不断，洋溢着喜庆团结的气氛，张治中还专门找来厉家班演了一出《群英会》。
嗯，以《群英会》之名作为总结显然比《鸿门宴》恰当多了，就是不知谁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蒋干。
然而在酒酣正浓之时，一位身材魁梧、形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剧场，向周恩来同志附耳低语：下午6点左右，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遭遇刺杀，不幸遇难。周恩来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李少石同志的外形从侧面看与自己有几分相似，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政治背景，究竟意欲何为呢？
▲李少石一家三口
国民党方面也很紧张，李少石不光是八路军的人，更是国民党元勋廖仲恺的女婿，身份实在是敏感，张治中急得是团团转，好在后来证明了这是因一起交通事故而引起的意外，周恩来还亲自探望了被撞伤的士兵，蒋介石这才如释重负。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重庆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对代表团成员不利的举动，“项庄”和“樊哙”之角自然无从谈起。倒是阎锡山在9月10日发动了一场占领长治并试图扩占整个晋东南的突袭战，与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遥相呼应，不料偷鸡不成反被我军打残了11个师，歼敌3.5万人，史称上党战役，此战也拉开了国共冲突的序幕。
▲朱德、毛泽东和张治中
虽然蒋介石没安排，却不代表会有人从中作祟，甚至邀功请赏之举，这些都不得不防。章士钊曾告知毛泽东走为上策，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则请朋友带来一张字条：“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暗示他不要轻易外出。
至此，毛泽东在重庆的使命已基本达成的情况下，是时候该离开了。1945年10月11日，在共进早餐之后蒋介石与毛泽东“依依惜别”，张治中陪同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并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人纷纷来到机场送行，也算是好聚好散吧。
▲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归来，毛泽东与李克农、黄火青、谭政、甘泗淇在机场
再回味一下蒋介石所言的“天命是从”吧，其实他跟毛泽东一样都是极为自信之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二人难得的共识，天命或者鬼神却不是必须敬畏的对象，而之所以放弃扣留或者软禁毛泽东，也是自信所然。
“吾料其不能成事，终难逃余之一握也。”--摘自《蒋介石日记》
彼时的蒋介石，刚刚作为领导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英雄、国家领袖等光环加身，声望、声势和实力都处在生涯之巅峰，根本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反观之，扣押毛泽东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国际和国内的反应不能忽略，不讲信义的骂名亦是不可承受之重。
蒋介石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他在日记中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他认为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来日沙场上见照样稳操胜券，而代价甚至会低于今天的背信弃义。
而就在毛泽东返回的前一天，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双方表面针锋相对、实则不咸不淡地谈了一个多月，达成了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两项重要共识。
但恕我直言，除了解放区和军队保留的实际性问题之外，其他的在电话里都能讲清楚。
登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并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双方都有诚意，自然会有进一步协商的动作，可惜却没有然后了。
毛泽东返回延安之后陆续下令将工作重点放在防御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进攻以及解放区的练兵、减租与生产工作上来，并在1946年1月10日正式颁发停战令，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停止一切国内军事冲突，体现了和平共建的胸怀和诚意。
反观蒋介石这边，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蒋军于当年10月底便兴兵进犯晋冀我鲁豫解放区，对内镇压学生运动，残害民主人士，对外则将一军压缩成一个加强师，同时补充新兵和火炮，号称整编师，企图用文字游戏来掩盖不愿裁军的事实。
▲准备奔赴内战战场的国民党士兵
到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
结果大家并不陌生，仅仅三年不到他便心如死灰地去了台湾。
战略战术上是怎么输的，其实毛泽东在重庆时早已倾囊相告。某次会见中蒋介石曾言“要和，你就交出军队，不然，请回延安带兵来打。”毛泽东则针锋相对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
后来蒋介石“痛定思痛”的时候将失败原因归结于民心所向，这自然是问题的根本，却丝毫没有认输之意，显得不够透彻。其实从井冈山时期的四次“围剿”的狼狈不堪开始，到远送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八年全面抗战中逐渐壮大，再到此次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翩翩而来，又潇洒退去，蒋介石其实一次也没有赢过。此时面对空前强大的共产党军队却带着迷之自信，其败可谓一点也不冤枉。
说到底还是性格的原因吧，蒋介石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既敌视、藐视又忌惮的矛盾心态，颇似《三国演义》里周瑜看诸葛亮。网上曾有人撰文蒋介石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其实既查无实据，以个人性格而言更是无稽之谈。他曾在朝鲜战争之后感叹世界上就没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算是一句正面的评价，而内心深处或许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