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91年的初冬时节，我的同事葛晓音教授从南京开会归来，提及程千帆先生对我的研究相当欣赏。最初的反应是，先生因追念我的业师王瑶先生而“爱屋及乌”。若干年后，读张伯伟君《<程干帆友朋诗札辑存>题记》，其中有“如北京大学的葛晓音、陈平原，复旦大学的陈尚君等，都是受到千帆先生重视的青年学者”，方才明白葛教授的转达明确无误。葛、陈（尚君）二君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受先生器重一点也不奇怪；至于我，在此之前并未涉足古典研究，而先生居然关注起我的著述，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古典学界历来重视“训练”和“修养”，对主要不以“功力深厚”见长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不无几分偏见。说不清是基于自嘲还是自卫的考虑，尽管我也经常阅读古典学者的专门著述，却极少“登堂入室”的冲动。这下可好了，终于打破自我设置的禁忌，开始向先生投书请教。
就像所有讲究礼节的老先生一样，只要我寄赠著作或提出问题，程先生一般都会很快作复。看着先生日渐潦草、颤抖的笔迹，实在不好意思过多打扰，以致今日翻检出来的先生手札，只有寥寥六则。摩挲先生手泽，对照《闲堂文薮》等相关著述，隐约感识觉到，先生之所以关注我的研究，其实是基于自家独特的学术眼光，即“古典学者”应该具有“当代意识”。
这其实不算什么秘密，在1980年代初的《詹詹录》里，先生便提醒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应该“注意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中所反映的问题，要使自己的工作对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发展当代文学有所帮助”；而在1990年代中期与学生程章灿的对话中，则再次强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老学者的心声》)一是“关注当代”，一是“为了当代”，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作为古典学者的程先生卓尔不群的“当代意识”。关于这一点，张伯伟的《<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和舒芜的《干帆诗学一斑》都有所涉及。后者更指出，这与先生早年“研究古典文学和进行旧体诗创作而外，还是一个新诗人，与常任侠、孙望、汪铭竹、沈祖棻等组织土星笔会，出版新诗刊物《诗帆》”大有关系。
对此，我想依据两则先生书札，略做补充。即，先生的“关注当代”，不只是古今贯通，还兼及了“雅俗”与“南北”。依据私人信件立说，实在过于冒险；好在还有若干资料可供印证。拉拉杂杂，一并道来，希望不至太离谱。
1992年春天，我给先生寄去了刚出版的一部小书——《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不久，便得到了如下回信。
平原先生：
收到您寄下的论武侠小说著作，很感谢。我常常感到，为什么人们（包括我自己）对许多大量存在的事物本身及其存在的意义，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忽略。我看小说，是从《礼拜六》、《红玫瑰》、程小青、徐枕亚一直看到鲁迅、杨振声，也很喜欢平江不肖生、赵焕亭、还珠楼主以迄金庸、古龙。可就从来没有像您这样严肃地对待他们或它们过，未免罪过。所以非常感谢您指导我在这方面的学习。老来无聊，又有心脏病，不能无拘束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但补充一些作为一个学习文学的人应有的知识，还是可以的。所谓“难忘身外无穷事，补读平生未见书。”
一切都好！
千帆 五月十二日
为了存真，照录原文；至于其中的表彰，多属私人信件中“必不可少”的客套话，不必过于认真。如何分辨客套话与真见解，稍有经验的读者应该不难做到。此信最大的“亮点”在于，作为诗人和古典学者的程先生，对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竞也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程先生之阅读武侠小说，不只是夫子自道，还有金克木先生的回忆为证。1946年的武汉大学，四位“不名一家”的学者——即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干帆，曾在珞珈山下结伴读书。有趣的是，这常在一起散步并高谈阔论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对于今俗都很注意，谈的并非全是雅事”。所谓“不雅”的谈话，具体说来，便是对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武侠小说大有好感。依照金先生的总结，“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如此读书，在我看来，可谓道行高深，而并非如金先生所轻描淡写的，“其实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习惯”(《珞珈山下四人行》)。我向程先生当面请教的机会不多，可从金先生无拘无束的聊天中，很能体会他们那一代读书人雅俗、古今、中外并举的“三通”境界。
通“雅俗”的说法，有程先生的直接表述，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至于通“南北”，则是我对以下信件的引申发挥，没有更多的旁证材料，只好“信不信由你”。1998年春天，我出版了考辨老北大逸事、人物、学风以及精神传统的《老北大的故事》。寄赠先生后，得到如下复信。
平原先生：
承赐新书，甚以为喜。故事所包甚广，颇多前所未闻。犹忆先师汪辟疆先生正清末就读京师大学堂，新设军事课，亦有操练。以武官职卑者任教员，而学生中多贵游子弟，点名时不敢直呼其名，则皆称“老爷”。如呼先师为“汪国垣老爷”。民国肇建，此风恐已革除矣。弟年来日益衰朽，不甚能从事文字之役，幸及门诸子相助，旧稿大体可于今年毕功。石家庄一出版社愿为出一文集，亦了一缘。终日默坐时为多。望先生等之奔轶绝尘，惟增惭愧而已。专此布谢，敬颂著安！
弟程千帆顿首
6月2日
关于京师大学堂上体操课时教员称学生为“老爷”的逸事，以前也有文章道及，没想到还能从程先生那里得到确认。我尤其关注的是，“北大出身”而又长期“执教南京”的汪辟疆先生对于大学堂故事之“追忆”，因为，这涉及现代学术史上的“南北之争”，有必要略加分疏。
20年代初，有感于“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所向披靡，对“忠信笃行”等传统伦理道德造成极大冲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借《学衡》杂志奋起反击，与新文化分庭抗礼，一时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撇开当初论战时的激愤之辞，大致而言，北方学者锐意革新，自是容易流于空疏；南方学者功力深厚，可又未免过于守旧。以至胡适在日记中大发感慨：“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胡适此说，不曾考虑南北学者治学态度的差异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的冲突，自是“不够深刻”；可强调二者各有所长，而不是一味指责对方守旧，或将“守旧”上升到“政治正确”的层面来大加讨伐，毕竟属于持平之论。
南北学风的差异，“古已有之”，而且，说不上“于今尤烈”。只是由于《新青年》与《学衡》的对立，隐含着东西、新旧、激进与保守等文化理念的冲突，很长时间里不被公正对待。一旦涉及此现代思想史上的南北之争，很容易由绵密的学理分辨，一跳而为明确的政治划线。半个多世纪的“扬北抑南”，以及近年开始出现的“扬南抑北”，都是基于南北学术水火不相容的想象。在承认“东南学术，另有渊源”的同时，我想提醒关注问题的另一面，即南北学术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基本上是江南人士（好几位还是章太炎的弟子），只不过占据北大这块“风水宝地”，发言时更有分量，如此而已，说不上“南人”代表“北学”。这种现代社会的转益多师与人才流动，使得以地域分南北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依据。因此，在我看来，谈“大学风格”，可能比谈“南北学术”更贴切些。在《闲堂自述》中，程先生介绍自家的“学习与师承”，提及自己之所以能顺利奠定学问根基，得益于“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那些程先生或亲承音旨、或有所请益的大师，与汪国垣同样就读京师大学堂的，还有专治古诗词的王易；至于黄侃、吴梅、林损、刘国钧等诸位先生，也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
应该说，在作为新文化大本营的北大，黄、吴诸君并非引领风骚，本人的感觉还可能不是很愉快。可谈论北大的学术建设，一般都不会漏掉黄、吴二君具有开创意义的课程，以及日后成为一代名篇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词余讲义》（即《曲学通论》）。其实，谈论“北大精神”，应该兼及早已广为人知的“文化批判”，以及目前尚未被看好的“学术建设”（这一点，我在《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多有涉及）而后者的标志，显然不是《新青年》，而是蔡元培之创建研究所国学门（1918年“拟设”，1922年1月正式成立）和胡适之主编《国学季刊》（1923年1月创刊）。不要说认真比较，哪怕稍为翻阅一下，你也会发现，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国学季刊》和此前两年创办的以南京学者为中坚的《学衡》，二者之间并非“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倘就文史研究而言，南北学者的距离，并不像日后渲染的那么严重。因为，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考辨与个案分析，不是都能冠以“东西”、“古今”、“信疑”之类的标识，更不要说以此定高低。
1930年代以降，这南北两大名校，有各自的发展轨迹，但都不是遗世独立。互相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关注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王先生逝世后，程先生除为《王瑶先生纪念集》撰写《念昭琛》，还有两首因寄托遥深而在学界广泛流传的“浣溪沙”。像王、程这样治学路数不太相同而又能互相欣赏，或许可视为所谓的“南北学术”走向沟通与融合的象征。
行文至此，忽然悟出，当初程先生之所以对我颇有好感，或许正是基于此沟通与融合“南北学术”的志向。若真如是，则先生之“通”，其义可渭大矣，又岂是我辈后生所能管窥蠡测！
2000年10月5日于东京弥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