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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刘开渠被调到北京，成为了人民英雄解放碑的设计处长，同时负责雕塑小组的日常工作。
刚到工地，他就遇到了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碑文的正反面题字工作。
刘开渠
按照原计划，纪念碑的正面，应该是采用毛主席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字样。可是本面的题词由谁书写，暂时还没有决定下来。
有意见认为，背面的题字应该同样交给主席来书写，不过当时的不同意见也有很多。因为主席的书法偏向草书，飘逸有余但严谨不足。
而且由于背面的碑文字数较多，如果使用草书来完成可能空间相对逼仄，也不利于大部分人的阅读和观赏。
当时的设计人员之一的林徽因，因为这个问题专门找到自己的丈夫，同时也是纪念碑总设计师梁思成商议。
林徽因和梁思成
这个问题很快被报到总负责人彭真处，他略一沉思，说道：
“周总理的字写得不错，不如请周总理用楷书题写吧。”
在他提议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其实还写了一笔好字。
而周总理接到这个重要任务后十分重视，甚至专程跑到北戴河“躲”了一周练字。
一周过后，周总理亲自把写好的样稿带到施工现场，并且诚恳地说：“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用，如果不行我可以再写。”
总理谦虚的态度和优美的书法让大家心生敬佩，在他和大家的努力下，纪念碑背面的题词顺利地决定了下来。
从题字定稿，到撰写雕刻，再到1958年纪念碑落成，这项工程前后耗费了足足九年。
一切的开始，源自于1949年9月30日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通过了为在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们立碑的决议。
毛主席在奠基仪式上
开始建设
决议通过的当晚，毛主席和一众党中央领导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简单的奠基仪式。
尽管文稿早已起草完毕，而且毛主席题写的正面碑文也只有短短的八个字，可是在题写的时候，主席的两个样稿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无奈之下，专家们只好和主席商议，从两篇文字中各取所长，“拼合”成一篇完整的题字，这才决定了施工方案。
而总理的题字过程也不轻松，据说他把这短短的三行字，写了上百遍，最后挑出的样稿就有几十篇。再优中选优才达到了最后的效果。
无论是正面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字，还是背面的“三个永垂不朽”。既表现了我们对于革命先辈的缅怀之情，也表达出后辈们对于前人的付出永远牢记的教育意义。
然而定稿和题字固然重要，可是如何把写好的字体，完美地用雕刻形式呈现出来，才是重中之重的关键。
对于任何一个纪念碑来说，雕刻部分都是整体中最重要的部分。让一块光秃秃的石头诞生出灵魂变成一件艺术品，要靠艺术家的设计和工匠们的技巧来实现。
根据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字需要雕刻在碑体正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芯材的正面和背面。可是在雕刻的时候，施工人员们发现直接刻字这个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石料自身材质很脆，所以使用传统的雕刻手法很可能会导致碑面皲裂脱落，不利于纪念碑的保养。而且经过风吹雨淋后，也会造成字体不清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镏金的方式装饰钢制字体，并把字体整个镶嵌到石材之中。这样不但不会对石材产生破坏，而且更有辨识度，也更醒目。
在文字部分确定后，接下来就是其他装饰部分的雕刻了。为了以示区别，在纪念碑底部镶嵌了数面汉白玉材质的画壁，数位雕刻名家在上面创作了革命题材的精美浮雕。
而浮雕设计的确定是在1951年，也就是纪念碑专项负责小组建立时，就已经被提上讨论日程了。当时通过对全国范围内的征稿，决定了十个历史重要时刻的雕刻内容。
艺术家们讨论浮雕创作
这个数字经过中央讨论后，减为八个，在吸取了大部分代表的意见后，决定了自“虎门销烟”开始，直到“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八个重要历史事件。
这八个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乎中国命运的重要时刻，同时也是表现出我国人民勇于抗争，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的伟大标志。
对于这项重要的工作，自然需要最合适的人员来完成。当时的每一幅雕塑都由不同的画家描绘完成，再交给专门的工匠来制作。
仅仅这八幅作品，就调集了八位画家和八位雕刻家专职完成。经过众人的共同努力，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
解放碑高度超过35米，长逾14米，宽约3米，重量超过60吨。
纪念碑位于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整体呈长方形，离远看像是一把插入大地的宝剑剑柄。不但有中华民族特有的“藏锋于内”的谦逊思想，也有“止戈求存”的和平意义。
除了碑体正反面的题词以外，在纪念碑底部是典型的中式传统设计——须弥座。这样的设计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从建筑学的角度加大了建筑整体的稳固性。
全国人民对于纪念碑的整体设计都赞不绝口，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纪念碑的外形设计同样是困难重重。
纪念碑的设计稿
纪念碑的设计征集是从1949年开始的。不过由于设计时间和统计时间的问题，直到1951年的时候，才开始大规模的讨论和取舍。
当时很多人提出意见，认为应该设计成相对低矮平缓的造型，让纪念碑同时具有纪念馆的作用。于是当时很多的设计都是普通房屋建筑形状，辅以矮结构的碑体。
在此后的一系列设计稿中，有一个底座为门洞形式的设计备受好评。可是梁思成作为纪念碑主要设计人却很反对这样做。
他从建筑学的角度提出，由于碑体自身较重，所以这种设计对于稳定性不利。而且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这种设计可能会有倾斜甚至倒塌的风险。
为此他不顾自己身患重病的健康状况，几次向上级领导提交了数千字的个人意见。负责小组对于他的意见十分重视，经过讨论决定摒弃华而不实的建筑设计，转而使用更加稳妥的大规模底座方案。
底座和地基方面决定后，关于碑身的设计同样讨论激烈。既然纪念碑采用柱式结构，有人提出不如把碑体整个掏空，在内部设计出空间作为纪念馆。而且可以加上电梯，便于参观人员登高远眺。
不过这个方案也没有被通过，因为如果内部成为纪念馆的话，必然需要在碑体上开窗透气。这样的话既显得不够庄重，又会涉及到安全隐患。因此在纪念碑中建造纪念馆的提议彻底被否决。
虽然最后纪念碑还是被设计成了中空的结构，那是为了在其中填充钢筋和混凝土，以增加本身的坚固和抗灾程度，和之前的设计理念是不尽相同的。
底部和中身的设计敲定后，关于碑顶的设计却陷入了采用传统特色还是新中国特色中西结合设计的争论。
两派各说各有理，就连负责小组数次的讨论，也没能达成一致。
无奈之下在纪念碑正式动工之前，一座以一比五尺寸建造的纪念碑模型，先行被制造出来，放在广场中央由大家品评和鉴赏。
经过广大群众的对比，最终带有传统特色的“拱顶”型击败了其他提案，最终被确定下来。
梁思成的笔记
结构确定以后，关于纪念碑的主材材质就成了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经过讨论小组成员一致认为选择整块石材建造，又经过了几个月对于全国石材的调研后，人们把目光转向了青岛浮山花岗岩。
这里出产的石料具有坚硬，耐腐蚀的特点，可以让石碑一体完成不用拼贴。然而如此巨大的石材挖掘，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石碑的制作
首先，为了保证材料的完整性，使用爆破等相对简便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如果使用人力，可能需要数百乃至上千人的一同协作。
不过中国人民人多，团结起来没什么难关是不能攻克的。为了纪念碑可以顺利建成，碑石的挖掘工作集中了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相关工作人员。
一场史诗级的采石，运石，修石工作就此展开。
为了保证石材被挖出后不会跌落破损，工作人员使用了数辆大承重起重机，让石头脱离的瞬间可以保持悬空。
同时还有数百名工匠同一时间在各点位开凿，为了保证石材受力均匀，每个人敲击的力度和时机，都是要求严格统一的。
但手段高超的工人们做到了。看着被起重机吊起的庞然大物，大家都开始了欢呼雀跃的庆祝。1953年7月，一块长15米，宽3.5米，重300吨的庞大石材被成功提取出来。
石材准备好了，如何把它从青岛运到北京，是将要面临的新的难题。
第一关就是把它从山上运到火车站。
为了保证石料的完整性，工人们用木材和铁轨铺设了一道临时路径。而把数百吨重的石头，一点点的运下山，再一点点的运到铁路边的过程，就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便于运输，这块石料不得不进行了两次修剪和打磨。可是好不容易到了车站，令大家没想到的是，即使这样它还是太重了。
当时我国载重量最高的火车只有90多吨，无奈之下人们对于石料进行了第三次的打磨。
经过这次打磨，石料的重量来到了火车能搭载的极限，这块来之不易的石材被装上火车，缓缓驶向了北京。
虽然最终整体的尺寸和原来的设计有差异，但因为科学技术水平的不足，设计师也只好临时做了调整。
他们在纪念碑背面，用花岗岩拼接的形式制作了碑面，尽可能地在保留原有结构的基础上，不破坏整体的美感。
不过在朝向和位置方面还有需要调整的部分，因为按照原计划施工的话，会导致纪念碑距离天安门太近，不利于游览观赏人群的聚集和疏散。
于是在请示了中央领导后，纪念碑小组成员决定把碑体整体南移，让周围的空间更加充裕。
更为特别的是，纪念碑并不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坐北朝南”，而是与之相反。
这是因为小组成员在考虑了人流的路线习惯后，认为纪念碑的正面和天安门的正面相对，遥相呼应的设计更好。于是纪念碑就被设计成了“坐南朝北”的方向了。
时至今日，人民英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间，每年迎接的游客数以亿计。它不单是新中国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座革命爱国主义教育建筑，同时也是纪念无数革命先辈的一座丰碑。
当时举全国之力，建成了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足以称为新中国的骄傲。
也正因为他的存在，今天和以后的中华儿女才不会忘记，如今的幸福生活背后的这些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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