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活力指数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能否承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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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态活力、生态响应如何?在11月1日召开的“2024世界城市日长三角建设科技发展研讨会”上,最新出炉的《长三角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从得分均值的地区比较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省生态活力指数表现突出。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连续多年每年出版《长三角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2020年以来,课题组把研究聚焦于长三角中小城市活力,构建了包含人才、文化、创新、生态和品牌五个维度的城市发展活力模型,每年针对一个维度进行专题研究。今年,课题组聚焦城市生态活力,评估了长三角中小城市生态活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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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禇敏。

【生态活力哪家强?】

生态活力指数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能否承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禇敏解释,这次研究以城市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突破口,从生态禀赋、生态压力、生态响应、生态效益四个维度构建了长三角中小城市生态活力指标体系,以客观全面评估长三角中小城市生态活力。

《报告》显示,60个中小城市的生态活力指数均值为60.07,长三角中小城市生态环境总体较好,达到中上水平。这与长三角地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践行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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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链式驱动机制。

数据显示,长三角60个中小城市生态禀赋指数、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响应指数、生态效益指数的平均得分分别为:65.79、32.72、71.27、54.22。这说明,长三角中小城市生态禀赋良好,生态压力处于生态环境可承载范围,但从生态响应转换成生态效益还有待加强,将长三角中小城市生态优势转换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正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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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中小城市生态活力指数排名。

从得分均值的地区比较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省生态活力指数表现突出。其中,浙江省生态禀赋指数、生态效益排名第一,其中在生态禀赋方面,有7个中小城市入围前10名,反映出浙江良好的生态基础;江苏省生态禀赋和生态响应排名第二,江苏省生态活力总体较好,但是生态压力排名第二,第二产业成为制约其生态活力的瓶颈;上海生态响应指数表现突出,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生态压力较小,未来应把生态响应举措转换成生态效益,真正实现生态环境效益化;安徽省生态压力最大,与安徽省产业结构有关,安徽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对环境友好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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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三省一市分指数对比分析。

【环保成亮点】

记者发现,在这份《长三角城市发展报告》中,与环保相关的因素成为亮点。

报告显示,长三角中小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整体良好,绝大部分城市都高于40%。长三角60个中小城市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大值为47.30,最小值为26.00,平均值为41.85。按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值来比较,从高到低依次为:安徽(43.86)、江苏(42.75)、浙江(42.36)、上海(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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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三省一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比。

上海非中心城区PM2.5年均下降率平均达7%。长三角中小城市整体PM2.5年均浓度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有限,凸显出长三角地区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三省一市PM2.5年均浓度下降率地区比较来看,发现上海市非中心城区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PM2.5年均浓度下降率均值高达近7%,这一显著的数据彰显了上海市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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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一市PM2.5年均浓度下降率。

城市间环保支出占GDP比重差异巨大,崇明环保支出占比达到2.85%。长三角中小城市60个城市的环保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0.32%,环保支出占比最大的是崇明,达2.85%。相当多的城市该指标值不到0.2%,但也有一些城市该指标超过1%。从节能环保支出占GDP比重分省均值来看,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安徽、浙江、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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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占GDP比重分省平均值。

【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态活力反而低?】

数据显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的城市,生态活力指数相对较低,目前的环境现状未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禇敏分析,第二产业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大量消耗化石能源、水资源等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这都会影响城市生态活力指数的表现。调研建议,调整产业结构,加速经济转型,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能够提升城市生态活力指数。此外,通过推动绿色种养模式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不仅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数据显示,城市化率越高的城市,生态活力指数越低。禇敏解释,这一现象可以从城市的发展规律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出解释。‌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如集聚城镇化阶段、‌郊区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和再城市化阶段,‌都反映了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中期阶段,‌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进而影响到生态活力指数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