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那年慈禧再次同意屈辱和约，“猪仔”劳工却让美国人无比崇敬

猪仔，从字面上来讲是指刚刚出生的猪崽。不过，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它还有一层屈辱的含义，就是指那些被卖到国外做苦力的大批中国劳工，这些劳工是被当作奴隶一样来使用的，主要是干些开矿、修路的苦活、累活，生存条件极差、毫无人格尊严，像猪一样活着，因此被称为“猪仔”。1873年一名广东“猪仔”被贩运到美国加州，那时加州正疯狂地虐待华工，当地一名叫卡朋蒂埃的权势人物却在与华人接触过程中，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要强的优秀品质，他非常欣赏，并有意地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一批华工。这时一名叫丁龙的华工，被他聘为随从，丁龙在中国接受过一些启蒙教育，识得几个字。他在卡朋蒂埃家负责做饭以及打理日常事务，由于卡朋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脾气难免暴躁。一次，他为繁琐的小事烦恼，一气之下解雇了丁龙并让他赶快离开。次日清晨，他意识到自己脾气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了解他胜过他本人的丁龙，自己的小麻烦也将会接踵而至，眼前肯定厨房锅灶冷清，只能等着忍饥挨饿。但出乎他意料，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朋蒂埃深感懊悔，立誓决不乱发脾气。丁龙非常宽容的原谅了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朋蒂埃本质上是个好人，孔夫子的教导使他深知忠诚的重要。丁龙的忠诚感动了卡朋蒂埃，使他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1889年，卡朋蒂埃离开加州返回纽约，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1890年，丁龙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统计报告中，当时是作为卡朋蒂埃曼哈顿住所中的一员，被称为“华人帮佣”，但是到了1900年，他已经是卡朋蒂埃的一个伙伴了，地位明显提高。有一次，卡朋蒂埃问丁龙，对于他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服侍，想得到什么回报。丁龙的回答出人意料：希望在美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卡朋蒂埃可以说是不负重托，由于他自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长期与母校保持密切联系，母校两任校长都对他十分尊敬。于是，在了解丁龙的心愿后，1901年6月卡朋蒂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捐了10万美元，并致信：“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此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留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卡朋蒂埃刻意写道：“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不到一个月，丁龙也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对于丁龙来说，这即使不是他的全部积蓄，也是他的大部分财产，因为按照美国当时的黄金官价，1美元可兑1.37克黄金，这对美国大多数家庭而言，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在当时美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居心险恶的政治家煽动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下，卡朋蒂埃对丁龙大加赞赏确实难能可贵。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还是对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朋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这激起了这位正直绅士的义愤，他回复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朋蒂埃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当时国会法案通过的迫害华人的条款：“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的时候了。”经过努力，丁龙和卡朋蒂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汉学系的诚心感动了校长和当权者，当年的学校毕业生典礼上，学校方面宣布了这一消息。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过丁龙不会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远远不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为了实现丁龙这愿望，主人卡朋蒂埃陆续捐出了终生的积蓄，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后来，清政府听到丁龙倡议建立汉学系和捐赠的消息之后，慈禧太后捐赠了包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5000余册图书，价值约合7000美元；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也都慷慨解囊，只不过他们就显得锦上添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