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昕 香港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编辑
本文字数虽多，但故事十分精彩！
商务君按：做了一辈子编辑，退休后专心写作的李昕，在多部作品中用细腻的笔触回顾了编辑工作中难忘的经历。如果说前作《一生一事》是写作者自己走过的路，那么，新近出版的《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则讲述了与作者往来密切的先生学人的故事和风采，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原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陈早春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眼中的陈早春是一个倔强而沉静的书生，在学术上坚持真理、在出版上敢于担当、在管理上宽厚待人。从陈早春的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出版家的侧影，更能读到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本文节选自《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文章创作于2021年，有删减
陈早春先生
大年初一上午，手机电话铃响了，屏幕上显示来电人是陈早春。我不禁一惊：陈早春先生已经去世3年了呀。我慌忙接起电话，原来是他的夫人孙佩华，说是给我拜年。真是不好意思，她年长我十五六岁，本该是我给她拜年的。
孙佩华在电话里与我长谈，说了很多当年我们在人文社的往事。她说，那时陈早春作为社长，最欣赏的年轻人有两位，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张福海（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可惜两人都调走了。她甚至说，陈社长去世以前，不顾患有严重的哮喘，仍要伏案写作一篇文章，谈一谈他当年是如何支持我们年轻人出版一些好书的。我听了非常感动。
古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秀才人情纸半张。细细想来，陈社长于我有恩有德，是绝不可以“淡如水”形容的；而我对他的“半张纸”人情，却一直没有兑现。这让我惶愧之极。
“如果不是选择了出版，他一定是著名作家或学者”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文社工作，陈早春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人。
那时他不到50岁，身材高挑，面孔清瘦，戴一副近视眼镜，看起来斯文和善，是典型的书生模样。
我其实早闻其名，因为他与我是武汉大学（简称“武大”）校友，在校读书时就听到系里的老师不断提起他，把他当作武大优秀毕业生的样板。毕业前夕，中文系陆耀东先生特地把我叫到家里，递给我一封亲笔信，要我到社里交给陈早春，请他对我多加关照。
因为有这一层关系，陈早春从一开始就对我格外关心。那时他是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在编辑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著作，很想把我留在身边，做一个小小的帮手。
第一次与他长谈，他问我准备去哪个编辑室。我说我希望搞中国当代文学，一手编书，一手研究。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当代文学是很难做起学问的，因为当代文学作品没有经过历史检验，很多作品不过是过眼烟云，你研究这些东西，将来你的研究成果会和这些作品一起被历史埋没，是留不下来的。他建议我从现代文学入手，建立自己的学术基础，将来若要拓展，向上可以触及古典文学领域，向下仍然可以延伸到当代文学，这样就会显得游刃有余。
今天回想，他说得极有道理。现今文坛上的多位著名学者，如陈平原、刘再复、杨义等，都是从现代文学研究起家而最终融合古今，打穿不同时代的文学界限。但我当时痴迷于当代文学理论，告诉他我不是想去编小说和诗歌，而是想去理论组当编辑。他想想说，那也好，在理论组也是可以做一点学问的。
从那时我就认识到，陈早春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他把做学问看得很重。
不久以后，我便听到同事关于他做学问的议论。有人说他有硬功夫，也有人说他倔强。
1981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当时北京有三个鲁迅研究重镇，陈早春所在的人文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没有提交会议论文，竟然未被分配到与会名额，对此大家愤愤不平，于是公推陈早春赶写一篇。由于编辑工作早有安排，领导不准假，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为了给同事们争口气，他又犯了倔劲儿，竟然连续干了6个通宵，完成了一篇三万六千字的论文，题为《鲁迅思想及其内在发展——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初探》，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凭借此文，会议代表的名额争来了几个，他却在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晕倒在沙发上。
陈早春参加编辑的《鲁迅全集》
由此我了解到，陈早春的文化修养和学术功底是很深厚的。他是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这倒没什么值得夸耀，难得的是他从小为自己打下了文化根基。
1934年，他出生在湖南隆回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家穷，交不起学费，上学时断时续。虽然很少听课，但考起试来，他总是不离全校的前三名。他酷爱读书，少年时代就背诵许多古文，成为村里的小秀才。谁家后生结婚，姑娘出嫁，老人做寿，新屋上梁，都少不了请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去写副对联表达庆贺。甚至代人哭丧，他也可以用《诗经》的四言体写成祭文。小学毕业那年，为升入初中，在考场上写作文，他竟然用四六体的骈体文完成，惹得判卷老师犯难。上中学以后，语文老师给他提出的要求，竟然是“改掉写文言文的毛病”！
这种文化功底，直追老一代学者，在他的同龄人中，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我记得80年代中期，人文社一批老领导退休，班子更新，陈早春做了总编辑。讨论分工时，对于谁来分管古典文学编辑室，大家都面有难色。因为这个部门专业性太强，内有一批学养深厚的资深专家，给他们当领导不容易。过去这个部门，是聂绀弩、屠岸、舒芜这样的大学者主管的。这时陈早春主动请缨，说：我来管吧。的确，后来在审稿与编辑讨论书稿中的专业问题时，大家发现这个“半路出家”的领导其实很内行。
他的散文也写得很漂亮。90年代，我们创办《中华散文》杂志，向他约稿，他接连提供几篇，写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他的孙子，因为感情真挚，人物个性鲜明，篇篇皆受好评，社里员工争相传阅。后来编辑室要编选一本全国性的优秀散文选，有关编辑把其中一篇选入。有人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拍马屁？但是我认为，内举不避亲，好文章不该被埋没。
老实说，我总觉得，以陈早春的才华和学术积累，如果不是选择了出版这一行，他一定是著名作家或学者。
陈早春的散文随笔集《蔓草缀珠》
“他是一匹‘倔驴子’”
我猜想，如果有什么会让陈早春自卑，那一定是他的湖南地方口音。
他一辈子没有学好普通话。口音之浓重，连我这个后来给他做过近5年社长助理的人，也不能对他的话句句听懂。
社里开会，如果是他讲话，大家难免交头接耳，对讲话内容连猜带蒙。
或许与口音带来的沟通困难有关，他的性格趋于沉静内敛，平时话语不多，在人前表现欲不强。
但是毕竟有慧眼识人者。
1981年，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举办时，陈早春宣读了那篇他熬夜6天写出的论文。因为听不懂他的口音，会场上秩序有些乱。但是，坐在前排的唐弢先生听得很认真，而且他听懂了。会后，他对时任人文社总编辑的韦君宜说，你们这个陈早春不简单，是个人才。
这句话，韦君宜记住了。
很快，陈早春担任了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两年后当上出版社副总编辑；1986年韦君宜退休时，他做了总编辑；1987年，他成为社长，兼任党委书记和总编辑，成为出版社“三驾马车”唯一的执掌者。他担任此职超过10年，是该社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一把手。
其实他是一介书生，自青年时代就立志向学，根本无意当官。任命他担任总编辑之前，他曾经5次向国家出版局领导请辞，推荐资历比他老得多的李曙光出任此职。然而出版局领导偏偏看中了他倔强的性格，认为他有胆有识、敢作敢当是一大优点，执意要他出来为出版社承担责任。他便只能从命。
说到他的倔强个性，那恐怕也是书生气的另一种表现。这样的例子，我在人文社耳闻目睹不少。社里很多熟悉他性格的老同志，直接开玩笑说他是一匹湖南的“倔驴子”。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领导敢于起用他，还真是有些胸襟和魄力。
他有时说话很冲、很直，实在难免冒犯领导。果然，他后来有过多次“抗上”。
1986年他刚当总编辑时，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来电话，指责人文社几位老同志支持丁玲创办《中国》杂志是在搞宗派主义。陈早春二话不说就硬顶回去，他说人文社不是中国作协的下属单位，不搞圈子，不立山头，不拉帮结派。他告诫鲍昌不要指手画脚，两家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这件事，把当时的社长吓得不轻，赶快亲自到作协去作解释，赔小心，打圆场。但陈早春不以为意。
拿用人来说，在担任社长的时候，他至少两次改变了上级领导的决定。一次是某位从社里调离的领导，因为支持极左而丢掉了官职，部里准备安排他回人文社重操旧业，因陈社长和前任社长韦君宜一起抵制而最终无果。另一次是文化界某机构负责人在退休前夕，自己活动要到人文社任职，局里几乎要下批文，这时陈社长向熟悉情况的编辑们了解，得知此人在文坛上口碑非常不好，便找到局里，直言“人文社不是垃圾场！”从而严拒此人。
至于在编辑出版方面，他“抗上”的事情就更多了。
大家可能知道，《金瓶梅》的出版早先一直是严控的，哪怕是节本也如此。1988年，国家出版局将《金瓶梅》节本的出版权授予山东的一家出版社，而不准人文社的版本重印。陈早春为此到局里去和一位领导辩论一场，指出人文社的《金瓶梅》（词话本）较之山东的《金瓶梅》（张竹坡评点本）的若干优胜之处，使得局里最后只好同意人文社继续出版此书。
当社长就要敢担当，陈早春是不怕承担责任的。90年代，《当代》发表邓贤写淞沪会战的文章，因涉及对冯玉祥的负面评价，被冯的女儿告到某中央领导那里，领导作了批示，说是要严查。这时陈社长面不改色，在社里开座谈会，他把相关的编辑都找来，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处理你们，只要你们帮助我想出一个可以对上面交代的理由就行了。这件事，当事人至今想起还非常感慨。
当然“抗上”也不可盲目，也要有理有利有节。
陈早春主政时期，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古船》和《白鹿原》两部。现在它们已经被当代文学研究界奉为经典之作，但是它们出版之初也都引起过争议。
张炜的《古船》刚在《当代》发表，报刊上就有人撰文批判，“据说还有更为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领导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总之是认为其政治倾向有问题。社里一时有些人心惶惶。
《当代》编辑室负责人何启治此时坚持要出版单行本，他拍胸脯说，“我写保证书，出问题我个人负责。”但谁都知道，出版社犯政治错误，上级只会拿社长是问，编辑室一级是担不了责任的。所以陈社长必须设法使风波平息。他一方面大胆默许此书正常出版，另一方面与延安出身的理论家、文艺观点一向被主流理论界推崇的学者陈涌先生取得联系。他与陈涌过去曾一起编辑《鲁迅全集》，两人感情甚好，他将《古船》送给陈涌，请其撰文发声。陈写了一文，客观评价了作者的积极探索，肯定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遂使反对之声收敛。
长篇小说《白鹿原》也是在刚刚出版时，就遭遇波折。上级机关一位司长打电话给陈早春，说是某领导人要求立即停印停发，马上送样书到上级机关审查。
陈早春不服气，他认为这种事情不能由一个领导说了算。于是他立即筹办专家座谈会，请学者们提供专业意见。同时他把样书送给陈涌。陈涌表达了支持此书出版的看法（后来写出长文《关于陈忠实的创作》，发表在1998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说这部作品“整体思想倾向的正确是应该肯定的”，“深刻地反映解放前中国的现实的真实，是主要的”。而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几十年来十分难得的一部小说，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贡献。陈早春把这些意见反映上去以后，上级机关有所松动，但是仍然不准重印此书。而此时正值第二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开评，该如何对待《白鹿原》？
应多数评委的要求，陈早春毅然支持将《白鹿原》列为第一名。这次评奖，我是评委之一，可以算是见证人。我知道陈社长做此事是需要一些胆魄的。有领导直接对他说，你这是“顶风上”“对着干”。开颁奖会那天，因为得知《白鹿原》在获奖名单里，上级机关竟然没有一位领导出席，但陈早春并不理会，他会照开，奖照颁。
当然，这件事后来双方还是达成了谅解，《白鹿原》经过“适当修订”重新出版。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评委陈涌对此书的热情推荐获得评委会支持，最终使它获得这项全国最高奖励，而且名列榜首。
“书生型领导最头疼的是改革”
作为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可以算是书生型领导。
他的观念，其实还是计划经济下老派编辑出版家的思维，极为重视图书文化积累的意义，讲求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艺术质量，而不太重视出书赚钱。
但是时代变了。他主政人文社的时期，虽然出版社还没有转企改制，但是已经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经营上渐渐显露压力，社内呼唤改革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被改革潮流推着走。
80年代末，工厂企业到处都在改变用人机制，以优胜劣汰的办法实行新的人员组合。于是陈早春也在社内实行“优化组合”，成立了中文和外文两个综合编辑室，力主抓畅销书，为社里增加盈利创收。
就在这时，他起用我担任综合第一编辑室主任。
我在人文社可谓一路顺风，工作4年后担任了编辑室副主任，6年后就做了主任。其实我那时年轻气盛，有几分清高，几分狂妄，办事不谨慎，在人文社是个争议人物，提拔我时反对之声不小。但陈早春和当时我的主管领导李曙光总是考虑要用人所长，他们觉得我有事业心，能做事，还有一点经营头脑，所以力排众议对我加以提拔。
如果说，我这大半辈子做编辑还比较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陈早春等人文社领导给我创造了机会。那个时期，我的每一点成绩，都与他们的支持有关。
我过去写文章不止一次提到，1989年3月我在中国大陆首先出版了中国台湾李敖先生的《独白下的传统》，这是李敖第一次正式对大陆出版社授权。但是当时李敖并不认识我，他是通过自己的代理人陈中雄慕名来人文社接洽的。陈中雄与陈早春交谈后，得知陈早春是一位鲁迅专家，将情况向李敖汇报。李敖大喜，因为他自己也是鲁迅崇拜者。这样两岸版权合作的纽带由于鲁迅而连接。李敖将自己一大批作品带给陈早春，表示说：“我的作品，你可以随便挑选出版。”因为那时出版社还不能向中国台湾作家支付外汇，李敖甚至大气地表示：“我不计较报酬，稿费可以不出大陆，由你们代我处理。”
后来，陈早春把这些作品交给我安排，我出版了一个“李敖作品系列”共7本，引起一定社会反响。每一本都有不错的销量，《独白下的传统》总销量超过20万册。李敖很兴奋，此后他与我做了20多年的朋友，这缘分盖始于陈早春。
中国香港小说家梁凤仪，最初由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介绍给人文社，原本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在“97回归”之前，希望我们支持香港的爱国作家，同时也以文学作品帮助国人了解香港。陈早春将这个任务交给我，由我经手，于1992年出版了《醉红尘》等3种财经小说。新书出版后，的确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罕见地做了报道，而我们举办新书发布会时，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中国作协副主席陈荒煤、冯牧、王蒙都前来出席并讲话，对作者表示祝贺。
但是，因为当时出版港台作品需要新闻出版署批准，在我们要继续推出后续作品时，一些人有不同意见，认为财经小说不能算纯文学，这些书不该由人文社来出。我们对此颇为无奈。这时又是陈早春亲自找到署领导交涉，讲明原委和利害，使这套书得以顺利出版，最后连小说带散文共出版了20来种，形成作品系列。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书对于内地读者了解香港社会的现实人生，具有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而且几乎每一本都是畅销书，也为出版社赢得了不少利润。当然，梁凤仪也因此而特别感念陈早春。20多年后，陈早春病重住院，适逢梁凤仪在北京参加“两会”，她特地抽时间赶往同仁医院探视，说了很多动情的话，称陈早春为“恩师”。
至于说到陈早春在人文社堪称大手笔的政绩，不能不提200种240卷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担任社长以后，他访问过欧洲、美洲一些发达国家，发现各国都有世界文库一类的丛书，集中展示一个国家文学出版的系统性成果，而我国虽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却还没有这样一套书。他认为，人文社对此是责无旁贷的。
于是从1993年起，他开始策划出版这套旨在汇总世界文学作品精华、反映世界文学最高成就的大型文库。外国部分，包括荷马史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的作品；中国部分，从《诗经》一直选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套书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权威性和代表性之强，堪比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全部备有装帧设计雅致大气的精装本，突出彰显了人文社数十年来在文学出版方面无可匹敌的成就，它被林庚先生称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更被余冠英先生盛赞为“中国出版事业的‘三峡工程’”。
这套书给出版社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可谓不俗。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多次整体重印。刚出版时，就引来了台湾光复书局的老板林春辉先生，他断然拍板，要购买其中100种的版权，在中国台湾出繁体字版。
那时因为人文社还没有外汇账户，林先生要支付第一批定金，共8.5万美元，无法汇入。我记得，他是带着两个助手，拿着手提箱来给人文社送钱的。那天林老板到达，惊得陈早春一时手足无措，赶快打电话，叫我这个社长助理和财务处处长一起，到他办公室数钱。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满满一手提箱美元。要知道，这8.5万美金，大约相当于人民币70万元（当时美元兑人民币约为1:8.7），而人文社那个时期每年的利润总数也不过才100多万元呀。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部分图书
当然话说回来，书生治理出版社，最头疼的还是改革。陈早春这位书生出版家，办事讲究中规中矩，严守传统。对于出版管理的商业化，他是多少有些顾忌的。90年代以后，不少兄弟出版社实行了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人文社却迟迟没有走出这一步。编辑们创造了效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难免议论纷纷，发些牢骚。但是念及人文社是大社老社，陈早春生怕改革荒腔走板，若不慎失手，难以收拾局面，所以他总是按兵不动，在等待中观望，强调稳定为主。
他的性格沉静，明知别人对他“不思改革”有意见，他也不愠不火。作为他的助理，我曾不止一次向他反映群众呼声，他也不过多解释，每每以“社内情况复杂，你不了解”回应我。
不久，他终于走出了一步大棋，就是给人文社自建印刷厂。
起因是北京新华印刷厂要上马电脑印刷，为此淘汰了一大批铅印机器设备，这批机器只能按废铁价格处理。陈早春觉得机会来了，投资10万元，把全部废旧机器购买下来，在大兴找到一家村办企业，与其合资办起了印刷厂。此事曾受到社里一些人质疑，说人文社的印刷厂为什么不迎头赶上时代，从电脑印刷起步，反而要使用落伍的设备建厂？有人直接评论说，“这不是与改革背道而驰吗？”
这件事我也曾经同他探讨过。他告诉我，人文社的重印书太多，光是《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40本书就全部都有现成的纸型，且不说其他若干丛书和单行本为数更多，这些书年年可以印制，纸型可以反复使用，比起重新用电脑排版印刷，可以节省不少费用。他对我说，“赚钱不易，省钱就是赚钱呀！”我无言以对，不能否认他有理。现在看来，这家印刷厂的确为出版社做了大约10年的贡献。每年印制几百本书，要讲省钱，倒真是省了一大笔开支。
不过，陈早春毕竟还是具有前瞻性眼光的。1994年，就在他将《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繁体字版权转让给台湾光复书局的同时，他和林春辉先生商定，双方投资建立光文印刷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电脑激光照排业务。这对人文社出版印刷技术革新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当时整个中国内地出版界，也应算是领先的。这家排版厂至今犹存，对人文社后来的发展贡献不小。他们不仅为人文社制作图书，而且提供对外服务。
我记得，1996年以后我到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因为当地出版界排校力量不足，还曾经与这家公司合作。他们为香港三联连排带校直至生成可供电脑印刷的胶片，总共制作超过200种图书，而香港三联向他们支付的港币，也算是外汇呢。
“他的性格中有一种难得的宽厚和雅量”
不能不说，陈早春社长对我有知遇之恩。
2017年9月，陈早春（左）和作者在一起
他多次对我讲过，“我是把你当作接班人培养的。你不能只做编辑，必须得到全方位的锻炼。”所以，我虽然主要工作在编辑部，但每当他有棘手问题需要找人解决时，总会想到我，经常把我抽调出来。这时他就会对我说，你是我的救火队、消防员。
记得1991年底，社里群众对发行部管理混乱意见很大，他让我带领一个调查组，到发行部蹲点3个月，先摸清情况，再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将问题处理完毕后，他提升我为社长助理。
1993年，人文社出版的6种梁凤仪财经小说被外地一家出版社非法授权给书商盗印，陈社长委托我去和这家出版社交涉，获得赔偿30多万元。他从这笔钱中拿出1万元作为我的奖金。那时我一个月工资只有1千元，在当时的人文社，这笔钱是有史以来发放的最大数额单项奖金。
当然，陈社长对我有这么多关照，我对他交代的工作，也总是尽心竭力完成，让他满意。
但是，也有两次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而他以一向沉静的性格对待，并未怪罪我。
也是在1994年，人文社有一位主管发行的副社长退休。陈早春对我说，他要向新闻出版署推荐我接任。我因为迷恋编辑工作，觉得去管发行就脱离了编辑业务，于是婉拒。这时他苦口婆心地说服我，告诉我将来如果要在人文社接班，没有发行工作经验也是不方便的。而且做发行副社长，照样可以兼管一个编辑室，不算脱离编辑岗位。但我是一根筋，死活不同意离开编辑部，这使他深感失望，但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1996年，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决定借调我赴港工作。陈早春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不走。他告诉我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做不成什么大事，没什么前途。但是我决心尝试一下新领域的新岗位，他也无奈。
不久香港方面来人考察我，约定某天要先与社长谈话，然后再与我见面。那天一早，陈早春到我办公室来，坐在沙发上问，你究竟可不可以不去？如果你同意不去，我就对他们说你坏话，让他们放弃借调你的念头；如果你真的想去，我就说你好话，帮你促成这件事。我听了非常感动，觉得他简直是把我当知心朋友。然而他也是书生气十足了。事已至此，我怎么还能改变主意？
于是，1996年底，我调离了人文社，再也没有回去。
如今回忆这些事，我浮想联翩，觉得自己对陈早春社长真是有所辜负，甚至不止如此，我对他还颇多冒犯呢。
印象比较深刻的至少有两次，我的失礼行为被他默默包容。
一次是我担任社长助理期间，陈社长想出版《金庸作品集》，要致函金庸约稿。他请我代笔写信。当时人文社有规定，凡是向港台海外作者写信，需要经过主管外事的副总编辑审定。我把写好三四页纸的信交给那位副总编辑，没想到被他用红色圆珠笔像改小学生作文那样改成了大花脸。我对此人的水平本来就不认同，对陈社长提拔他担任副总编辑不服气，现在他对我竟然如此不尊重，令我异常恼怒。我闯进社长办公室，“啪”地一下将这封信猛摔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对陈早春说，“看你提拔的人，干这样的好事！”一股脑儿把火气往他身上撒。他当时正忙着看稿，抬眼见我气哼哼的样子，一句话没说，只是平静地拿起信，一页一页细看。看完对我说，“我比对过了，他修改的确实不比你的原信高明。你不必理会他的修改，按你的原稿打印，我签字盖章。”见此情景，我顿时意识到自己失态，连忙对他说谢谢。
另一次是开社务会，我作为社长助理参加。会上讨论了一些人事问题。有人反映我所在的编辑室一位年轻编辑不遵守劳动纪律，心思不在工作上，还常说一些影响社内团结的怪话。陈社长批评我管理不严，并说对这样的编辑要处分，杀一儆百。我听了不以为然，觉得事情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于是和陈社长争吵起来。我指责说，这样“不教而诛”，是滥用权力，说着说着便激动了，竟然当众拍了桌子，拂袖而去，弄得一屋子社领导面面相觑。然而，陈早春不但并未动怒，之后对我也未加深责，他只是找我谈心，告诉我要加强思想修养，克制感情冲动，磨炼自己的性格。
旧事重提，我感到陈社长的性格中有一种难得的宽厚和雅量，其涵养令我钦敬。
我想起2015年的一天，陈社长打电话来和我聊天，我们共忆往昔。他感慨地说：“对于你，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没有用错人。”又说，“你记不记得，当时你不止一次地顶撞过我，可我还是支持你。”
我听了非常内疚和自责，对他解释说，我那时不懂得设身处地考虑问题，这就像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一样，自己不做社领导，是感觉不到当出版社社长的工作压力和难处的。我说，“你当初总是批评我‘少不更事’‘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我当了出版社领导以后，也常以这两句话对我单位里的中层干部讲呀。”他听了哈哈大笑。
我察觉到，自己离开人文社以后，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那么莽撞了，也减少了偏激，而多了些冷静、内敛、宽厚和包容。这是否和陈早春当年对我的言传身教有关？我认为一定是。
2021年2月18日
本文摘自《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
作者：李昕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青豆书坊 出品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知名出版人、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从事出版40余年，策划出版了一系列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图书，与诸多文化界重磅人物有过深入直接的沟通。
在这本随笔集中，他用温和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与近30位学者、作家和出版人的往来故事，生动重现了先生学者的为人、气度和风骨，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
书中的一手资料和100余幅照片，既能使读者从独特的角度了解一代先生学人的为人为学，也为当代文化史留下了一份鲜活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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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相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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