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
毛泽东与鲁迅从没见过面，但毛泽东多次表明：“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曾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决定：一、在全苏区内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10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还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有关禁止他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还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他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他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还没有第二个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他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学他“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1958年12月1日，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诗句的钟爱和赞赏。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因此对《鲁迅全集》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通过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得到了一套。毛泽东对这套《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那里。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毛泽东曾热情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鲁迅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1932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陈赓讲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在上海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初，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在推崇鲁迅的同时，毛泽东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的某些不足。1939 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说过：“鲁迅在表现农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新中国成立后，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鲁迅）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要说毛泽东与鲁迅对京剧的不同观点，必然绕不开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梅兰芳，他是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在50余年的舞台生活中，发展和提高了京剧旦角的演唱和表演艺术，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是世人景仰的京剧艺术大师，他创造的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遗产，他为中国戏剧艺术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戏剧史册。
鲁迅看了梅兰芳《黛玉葬花》的剧照后，在《论照相之类》里对梅氏扮的林黛玉这样描述：“我先前只读《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是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本来此处鲁迅“她”是指作者心目中的林黛玉，非指梅兰芳，认为这表演与原著不符。鲁迅由此生发开去，对“男人扮女人”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产生反感，并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本来这是鲁迅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体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但这些却偏与梅兰芳有关。
时隔九年之后，1933年，鲁迅又作了《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仍坚持他的观点，并且重复《论照相之类》一文的话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但是这篇文章却只字未提梅兰芳，鲁迅只是以“男旦”这一现象为注脚，阐发他的“反中庸”的一贯思想，揭示这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的劣根性。
在《厦门通信》 中又这样说了：
“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
这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通过这段文字，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可以知道鲁迅是不太喜欢京戏的，尤其不欣赏梅兰芳的戏。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中的 上篇是鲁迅评论梅兰芳的最完整，最有针对性，也是最重要的文章。鲁迅在此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京剧要如何改？如何才能保持京剧的生命力？——是要一味的雅，还是要雅俗共赏？是要变成脱离现实的象牙塔里的玩意儿，还是要让它更加活泼有生气？
中国的士大夫惯于将一切都变成趣味，变成清玩，一旦“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往往会促其灭亡。鲁迅不客气的批评了梅兰芳和造梅、捧梅的一班士大夫的这一倾向，并且叹惜梅兰芳“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该文还举出谭鑫培和老十三旦来，说“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其实，田汉解放前也曾说过：“京戏走上‘内廷供奉’的道路之后，脱离民众。”与鲁迅的观点惊人的一致，这应该是文化名人对京剧发展的思考，并非对个人的攻击。
至于下篇，则是借梅兰芳来抨击杜衡等所谓“第三种人”的，这帮文人也是捧梅健将，算是“一石二鸟”。
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说：“书上的人物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是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么高明。” 这是鲁迅192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在此，鲁迅仍然坚持他个人对梅兰芳《黛玉葬花》的看法。
由此看出，鲁迅不喜欢京戏，对梅兰芳当时的艺术尤不欣赏。鲁迅的一些话虽然尖刻，或可谓之“酷评”，但并非恶意中伤或是人身攻击，他只是对梅兰芳的艺术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已，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正式的文本（如《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论照相之类》）中，鲁迅是将梅兰芳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当作某种象征，并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来分析的，在他的笔下，梅兰芳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
正是由于鲁迅能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媚俗，不阿世，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 鲁迅式的批评，有利于京剧艺术的发展。鲁迅毕竟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良好的艺术感觉，今天的搞京剧的人，读一读他的这些文章不是没有益处的。但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话确实有片面武断之处，甚至会带有某种偏见。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就不一样了，他不仅与鲁迅的心相通，而且同样尊重梅兰芳，他不仅从内心敬佩鲁迅，高度赞扬鲁迅，而且重视梅兰芳的艺术价值，热爱京剧，十分欣赏关心梅兰芳。
1949年6月下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邀请梅兰芳参会。陈毅亲自到梅公馆看望梅兰芳，以询问的口吻向梅兰芳说道：“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话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梅兰芳欣然允诺。
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梅兰芳被推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说：“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工作大力发展起来。”周恩来到会作政治报告，他强调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那个年代，周恩来的这一评价无疑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极高肯定，也是给他们的一颗“定心丸”。作为会议代表，梅兰芳的心情是非常愉快而兴奋的，他说：“我在会场中看到的是光明、团结，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鼓舞着我，使我感觉到逝去的青春又回来了。”
7月6日，梅兰芳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一回到住处，梅兰芳就兴奋地告诉夫人福芝芳：“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令人敬爱。周副主席对每位代表都十分关怀。”
大会专门组织了演出委员会，先后安排35个文艺团体参加演出。梅兰芳演出了他的名作《霸王别姬》。演出那天，毛泽东身穿短袖白衬衫，在楼下第5排中间位置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谢幕时，毛泽东和大家一道起立鼓掌。演出归来，梅兰芳向家人激动地说：“我一出场就见到了毛主席。说实在话，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淋漓酣畅。”
1949年9月初，梅兰芳接到了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邀请他到北平开会的通知。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的情况下，政协可以说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不仅有政治协商的功能，而且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神圣职责。梅兰芳立即赴北平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说：“我们地方戏的工作者，在旧社会里面，向来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现在我们既然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了，更应自觉，更应努力本位工作，在毛主席领导下，前进！”10月1日，梅兰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梅兰芳的心中无比地骄傲与自豪，他真切地感到：过去的“戏子”如今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变天了，真的变天了！
1951年3月，梅兰芳奉命到北京商谈筹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相关事宜。24日晚，戏曲研究院的几位领导开会讨论函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题词。梅兰芳的名气最大，与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触也最多，这件事就自然地落在了梅兰芳的肩上。为此，梅兰芳在荣宝斋专门订裱了白宣纸的册页，分送各中央领导同志。
3月下旬，毛泽东派时任中南海怀仁堂会场布置科科长的钟灵送来亲笔题词，宣纸的左面写着“中国戏曲研究院”，右面写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笔锋墨彩浓重，充满了龙腾虎跃的气势。梅兰芳发现不是送去的册页，就问钟灵：“我们的纸，大概不好，所以换了？”钟灵说：“主席写的时候，我在旁边。第一次是写在原来的册页上，写完了，不满意，就另换纸写，又不满意。这是第三张。”“主席给人题词，常常写几张，然后从中挑一张。”梅兰芳听了很感动，说：“从写字这件事上，可以推想出毛主席处理党和国家大事是如何反复思考，谋定后动，我们必须学习他老人家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
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大众剧场隆重举行，毛泽东的题词放大后制作了座屏，摆放在会场的显眼位置。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希望，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整个文艺工作的思考。
梅兰芳是推陈出新方面的大师。他不断改进京剧表演艺术，在继承吸取前辈艺人表演艺术的同时，又对京剧剧目、唱腔、舞蹈、服饰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创新，处处体现出他的匠心别具。对于这些改革与创新，毛泽东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51年2月16日是农历年的除夕，梅兰芳率剧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当时所演剧目为《金山寺?断桥》。在剧中梅兰芳饰演白素贞，梅葆玖饰演小青。毛泽东也来观看了节目，他看得很仔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梅葆玖继续在怀仁堂演出，梅兰芳则在台下看戏。周恩来遇到梅兰芳时说：“昨天看老一辈艺术家，今天看青年一代。你来看戏，一定很高兴吧！”梅兰芳连连点头称是。此后，在休息室里，毛泽东见到梅兰芳，对他昨天的表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说：“昨天你演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通身是白，唯额头上一个红缨，想得很妙。”梅兰芳十分感动，回家后对妻子说：“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1953年，梅兰芳预定在怀仁堂招待晚会上演出《游园惊梦》。演出前3天，毛泽东派钟灵到梅兰芳家中借汤显祖原著《牡丹亭》。梅兰芳说：“《牡丹亭》传奇，经过几百年来艺人和昆曲爱好者的修改剪裁，和汤显祖的原著已有很大的不同。我用的就是流行的《遏云阁曲谱》，没有单本。”钟灵说：“请你把《遏云阁曲谱》交我带回，等你唱过了送还。”他还告诉梅兰芳：“主席正在看《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中的《游园惊梦》一节。”过了几天，毛泽东遇到梅兰芳时，对他说：“你扮演杜丽娘，深刻有诗意。”
周恩来知道梅兰芳想要入党的消息后，很是关心，多次和梅兰芳谈心，提高他的思想认识。毛泽东也从思想上对梅兰芳要求入党给予关心。1958年春，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中，毛泽东和梅兰芳有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他看过梅兰芳在旧社会赴上海举行义演时的剧照和写给萧长华的信。毛泽东说：“从你写给萧长华的信，可以看到艺术家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戏德。而我们共产党讲的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从又红又专的角度看，德和才是互相依存的。”梅兰芳听了很受教育。
1959年3月16日，经过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7月1日，梅兰芳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会议室举行。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梅兰芳等人入党的消息。毛泽东知道后，即委托秘书打电话向梅兰芳表示祝贺，体现了他对梅兰芳的关怀和爱护，也体现了党对待艺术家的政策精神。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开幕。6日，毛泽东出席文代会全体会议，毛讲话说：
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主席会见了梅兰芳。毛说北平人对梅的欢迎程度不亚于欢迎解放军进北平，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你的名气比我大”。
梅兰芳的心情也变得不能平静了。他说，“我自己觉得有了新的生命，新的途径，新的思想”。
他在文代会上发言说：
希望人民政府和文艺领导机关指导协助，使我们得到正确的路线，使这千百年来遗留下的文化遗产能够发扬光大，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领导下，真正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25日晚，梅兰芳在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霸王别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观剧后在日记里记道：“四大名旦中未改当年风度者惟梅一人”。毛泽东对于“旧艺人”的态度更为惊人，他亲自提名梅兰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京剧界的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出席会议。24日和25日，梅兰芳与周信芳还分别在全体会议上发言。10月1日，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梅兰芳、周信芳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这意味着，千百年来被视作“贱民”的戏剧演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是中国戏剧史上演员所获得的最高社会地位。梅兰芳在政协会上的演讲，吐露出的正是他的心声。
虽说鲁迅与梅兰芳之间，没有个人恩怨。鲁迅的批评，也不过是一种文化批判，而梅兰芳恰恰是这种文化的代言。鲁迅对文化的批判立足于当时，是无可厚非的，他们要建立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批判必须矫枉过正。但事过境迁之后，就会显出偏颇之处。
梅兰芳作为一个艺术家，当进入到这一艺术门类中去的时候，他当然能体会到这种艺术的美好。至于男人演女人，也不是梅兰芳的独出心裁，而是历史的原因形成的，是好是坏，责任都不在梅兰芳身上。
对于鲁迅的批评，梅兰芳记在心中，毕竟他只是唱戏的，自然觉得被骂是委屈的，对鲁迅的批评耿耿于怀，始终不肯原谅鲁迅，解放后作为政协副主席，当了文联副主席，从不参加关于鲁迅的会议，一般鲁迅的纪念活动他几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