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爱国华侨领袖，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朽贡献。1937年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次年，南洋800万华侨的抗日救国统一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1940年为了实际了解国内情况，陈嘉庚组织并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先到了重庆，其后转赴延安。
他在延安看到、了解的情况有：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带领陈嘉庚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在参观的路上，陈嘉庚发现大家看到朱德并不行礼，路过一个篮球场时，有一个学生直接招呼：“总司令来赛一场！”朱德于是脱下大衣，和他们打了一会。朱德的平易近人，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了窑洞，只见墙上挂一幅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毛主席招待他吃饭，就是在自家窑洞门口的露天坝，摆了一张大圆桌，十多个人凑在一起。吃的是米饭、白菜、土豆等。唯一“奢侈”点的就是桌上的一只鸡，对此，毛主席还特地说了一下这道菜的来历，这只鸡是隔壁大娘听说他有远客要来，执意送来的。
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面，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到，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
有天午饭后，陈嘉庚到延安新市场散步，看到路两边有许多商店。人们告诉他，这些店大多是私人开的，陈不相信。后来他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南汉宸回答说：“资本有多有少。多的10万、20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边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陈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南答：“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400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400斤的就免交。”这样，陈嘉庚才逐渐改变了原来认为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有次来到一家饭店时，悄悄地问老板:“这里有共产党的产业吗？”店主笑了，他说:“共产党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们的吃住条件还不如老百姓好呢。”
陈嘉庚很喜欢和学生交谈。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同学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
陈嘉庚对延安和中国共产党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县长是民选的。正如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所写的那样：“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