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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第十六章

“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

孙伏园等的秦人印象

1924年7月14日,孙伏园与鲁迅等人到达西安,当时北方苦旱。他们经过郑州,“知郑州一带已有两月不曾下雨,而且以关闭南门、禁宰猪羊为他们求雨的手段”。到了陕西境内,所见更加有趣——“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们在车上,见街中走着大队衣衫整洁的人,头上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前面导以各种刺耳的音乐。这一大群‘桂冠诗人’似的人物,就是为了苦旱向老天爷游街示威的。我们如果以科学来判断他们,这种举动自然是太幼稚。但放开这一面不提,单论他们的这般模样,却令我觉着一种美的诗趣。长安城内就没有这样纯朴了,一方面虽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调和的没有肉吃以外,丝毫不见其他有趣的举动。”孙伏园觉得渭南人祈雨“戴着鲜柳叶扎成的帽圈”虽然滑稽,却有“一种美的诗趣”,而西安人,则相对朴实木讷多了。总之,他对陕西人有一种“了解之同情”,印象不坏——

自然所给予他们的并不甚薄,而陕西人因为连年兵荒,弄得活动的能力几乎极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国后的战争,历史上从五胡乱华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乱,几乎每代都有大战,一次一次地斫丧陕西人的元气,所以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这在知识阶级,或者一部分是关中的累代理学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过劳动阶级也是如此:洋车夫、骡车夫等,在街上互相冲撞,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说句笑话,陕西不但人们如此,连狗们也如此。我因为怕中国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别预备两套中国衣服带去,后来知道陕西的狗如此客气,终于连衣包也没有打开,并深悔当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尝有目我为日本人者,见陕西之狗应当愧死。)陕西人以此种态度与人相处,当然减少了许多争斗,但用来对付自然,是绝对的吃亏的。我们赴陕的时候,火车只以由北京乘至河南陕州,从陕州到潼关,尚有一百八十里黄河水道,可笑我们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边,出门时常闻人说“顺风”,这句话我们听了都当作过耳春风,谁也不去理会话中的意义;到了这种地方,才顿时觉悟所谓“顺风”者有如此大的价值,平常我们无非托了洋鬼子的洪福,来往于火车轮船能达之处,不把顺风逆风放在眼里而已。

孙伏园对陕西人“安静、沉默、和顺的”性格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分析,只是来自短短二十来天的走马观花,未免流于皮相。说“陕西不但人们如此,连狗们也如此”,无疑是玩笑话了。他对陕西人的印象不差,但有时也不免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孙伏园的《长安道上》在《晨报副镌》1924年8月16、17、18日连载之后,即有名为“甘生”的读者8月30日致函孙伏园,反映其中一些夸大失实的部分,孙伏园将其发表在1924年9月8日的《晨报副镌》上。孙伏园说“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洋车夫、骡车夫等,在街上互相冲撞,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甘生则认为:“先生何其滑稽!然而说是说,笑是笑,毕竟事实失真,是要不得的。我对此也不便多说,只有干脆的一句话:据我们许多人的观察,恰恰和先生所说相反。 —— 或者先生在此处也故意说反话吗?”实际上,正如甘生所言,陕西人性格以“生、蹭、冷、倔”而出名,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并不少见。孙伏园是外地人,在陕时日不多,印象片面也没有必要求全责备。

孙伏园说“长安差不多家家户户,门上都贴诗贴画,式如门地而较短阔,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诗,或四幅山水等类,是别没有见过的,或者还是唐人的遗风罢”。甘生认为也是无稽之谈——门上所贴“原是从贴门神演进而来,是入春过年时才贴的……既不算陕西的特色,怕说不上唐人的遗风吧”。其言不谬。

此外,孙伏园说,据传甘肃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穷苦人家的十几岁的孩子,衣不蔽体,“这是多么不调和的现象!我劝甘肃人一句话,就是穿衣服,给那些穷苦孩子们穿衣服”。甘生认为孙伏园“有意虚夸、有意关心”而反唇相讥道:“甘肃十七八岁的孩子,男男女女,何止成千上万?如果如先生所说,常赤裸裸一丝不挂,则满街上,满学校里,乃至满家庭里,都那样——赤裸裸的——走来走去,那真是活泼自然而好看极了!而且如果男女结婚时——甘肃男女,十七八岁时结婚的,实在不少,看一对赤裸裸的新人,行结婚大礼,那更是再好玩没有了。那么比所谓新文化运动所号召的什么‘解放’,‘自然’,‘打破虚伪’……怕还要彻底而新鲜些吧!……—— 然而可恨甘肃人实在没有那样彻底的觉悟,实在没有那样打破虚伪而赤裸裸一丝不挂的勇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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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姜 琼

审 核 | 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