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研究之一(三)武术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变化)

(公元2021年5月8日,辛丑年,农历三月廿七)

三、武术文化的历史发展与变化

武术的本义是“技击术”、“杀人技”、“杀伐之术”,是一门“武艺”,一种中华民族具有的强身防身、杀敌制胜的技击术。广义的武术是一种文化,它是以技击技术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东方古老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包括与武技密切相关的器物、传承形式和地域文化,以及由它们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共同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与自然和社会斗争的生存技能,成为维系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和精神之“魂”。武术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积淀,具有承传性、连续性、发展性等特点,是中华民族各种知识价值精神成果的总和。武术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它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是动态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它的内容会有所变化;它的发展受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影响。武术文化突出的特性具有哲理性、历史性、地域性、民俗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等,它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其内涵逐渐得到丰富和完善。

(一)武术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

武术是古代的技击术,一直是古代军旅搏杀取胜的技艺,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是祖先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猛兽食颛民,鸟攫老弱。”《山海经》记有:“封豨修蛇,皆为民害。”人类在生存竞争中,首先是人与兽斗,而就是在这种严酷的斗争中,武术技击开始了萌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代,经常发生部落战争,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促进了武术的萌芽。夏朝时期,经过连绵不断的战火,武术为了适应实战需要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此时的武术已成为军队训练的重要内容,并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商周时期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商周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庠”、“序”等学校以教习“射”、“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十分频繁,民间武术得以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出现了职业武士。甘肃嘉峪关黑山附近春秋战国时的石刻画,就载有30人练武的场面。秦汉以来,盛行角力、击剑,随着“宴乐兴舞”习俗,手持器械的舞练时常在乐饮酒酣时出现,此外,还有“刀舞”,“力舞”等。唐朝以来开始实行武举制(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春初设,废止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对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已相当具有影响力。宋时期,以民间结社武艺组织为主体的民间练武活动兴起,随着商业经济活跃,出现了江湖习武卖艺为生的武艺人。元代则由于是外族入主中原,禁止民间习武,武术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明清时期是武术大发展时期,其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组织盛行,民间练武活动蓬勃发展,特别是著名民间宗教八卦教有尚武传统;练拳习武是这些组织共同的特点之一,它们对中国民间武术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武术在历史发展中上屡遭官方禁止,但仍能生生不息,是因为武术与国家的大事息息相关。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以满足军事需要为目的的国家行为所驱动的、促使武术技术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从而带动着整个武术的发展。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将武术纳入兵书之中,明确记述了明代流传的武术不仅种类繁多,不同风格的拳种和器械林立,而且富有丰富的地域性色彩。明朝时的重要武术流派包括宋太祖三十二路长拳,六步拳,猴拳,囮拳,绵张短打,巴子拳,吕红八势,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等;明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少林棍说》记载有:长枪有杨家、马家、沙家等。明清时期是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理论研究大部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出浓厚的哲学色彩,武术文化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此时期武术作为军事技术、健身手段及表演技艺的多种价值已普遍,特别是武术与戏曲、杂技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这一时期的武术更加注重套路的演练和技巧的展示,同时也保留了实战的功能。明清的武术体系奠定了当代武术的基础,现代存在的大部分武术流派、拳种、招式和套路等,一般都能在明清时期武术文献记载中找到其存在的影子,很多流派和拳种在此时期得到定型和完善,此时的武术也逐渐取代了实战向表演健身方面发展。

武术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术不断发展和完善,融合了哲学、医学、兵法、宗教等多种思想和理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和技法。武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为增强中华民族体质,铸造民族性格精神,以及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具有独特的运动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既是一种传统体育项目,又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风格独特,还具有强身健体、防身自卫、锻炼意志、陶冶性情等功能。武术作为一种“武艺”,广泛在民间传承,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源远流长,已成为众多习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深受广大民众喜爱。传统武术扎根于民间,几千年来一直发展延续,结出累累硕果。它的发展空间在广阔的民间,丰厚的民间沃土是武术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基础。武术与民间,就如同鱼与水的关系,如果武术的传承发展脱离了民间,就会失去其传统与生命之源。在华夏大地上,在民间始终有这样一群武术传承人,他们自强不息,上下求索,奋力绵延,他们侠肝义胆,浩然正气,传播中华武艺,在世代延续中传承中华文明。传统文化最为明显的一个文化特点就是世代相传,而传统武术每个拳种的传承时间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在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中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态,这些武术拳种在孕育之初就具备了独特的文化功能,并且在内容体系、技术风格、拳理技法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传统武术每个拳种自身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与个性特征,它的灵魂和精神与之第一代宗师或创始人的性格、精神与文化基因有密不分的联系,使之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精神、思想和文化内涵,对之后世传承发展影响重大而深远。古代习武是富人子弟的权利。西周时期,统治者将贵族子弟定位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角色,并从小培养其尚武品质。俗话说“穷文富武”,过去只有家境条件比较好的人才能习得起武,它是一种很高端的文化,应该说武术是历史上即“士文化”即“贵族”文化的重要代表。古往今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看到习武者的身影。武术里面有很多哲理和道理,已深深地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武术文化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制约。它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又有其独有的理论涵盖和行为特征。武术发展受一定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受一定的地域环境和民俗境况、风俗习惯等所影响,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特色和民俗性文化特征。

(二)武术文化深受地域文化与民俗的影响

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内涵极为丰富。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与演变过程带着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它既具备体育活动强身健体的共同特征,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它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整合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地域环境、社会风俗习惯、民俗事项、风土人情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武术的独特在于它拥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气质,饱含着中华民族对搏击术特有的理解和哲学思考。它不仅仅是搏击术,也不是单纯的拳脚运动,其中饱含着先哲们对生命以及宇宙世界的感悟和认识,它用特有的运动形式承载着、诠释着悠久的东方古老哲学和民族文化生活。武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立文化体系,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色彩,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融合性,也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形态的重要代表之一,其生命力深植于广袤的民间沃土与老百姓之中,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和民俗文化特征。传统武术是中华武术的母体,是其它各类武术的衍生地,它从源头到发展历程,通身洋溢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信息。中国传统武术各个拳种都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即创始人,其身后都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神奇般的过人之处或动人传说等,一般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源流清晰,世代传人脉络明晰,传承有序。各拳派自成体系,风格突出,拳法、拳理依据鲜明,都有自己的特点、风格与文化底蕴,都设立有教育其弟子的门规戒条与武德要求等。在攻防技法上,各有千秋,异彩纷呈,在文化与修炼体系上各具特色。传统武术各拳种的文化内涵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应当说,中国武术的几乎所有流派和拳种都是从地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从而使之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性格和气质;它们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融为一体,我们总能从传统武术生存的特色地域文化中找到其一些地域文化的影子。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区域分布辽阔,受一定的地域、地理环境、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影响,不同地区的民间武术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我国武术拳种繁多,仅“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129种之多(1986年全国武术挖掘整理统计结果)。2012年出版的《中国武术大典》收录的流传于全国各族人民中间的武术拳术就有320多个,拳术套路750多种,长短、软硬、单双兵械样样俱全,各种器械套路720多个。由古至清初,武术一直存在着军旅武术和民间武术两大并行体系,它们既互相区别,又互相渗透,二者依存消长构成了中华武术的主要格局。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有机整体。武术与中华文化众多领域有普遍的联系,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造就了武术的玄奥神奇与灿烂辉煌。武术文化与我国丰富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发展境况、不同民族信仰等有着很大的关系,地域性造就了武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民间所谓“隔山难通语,过河不同俗”,就是对文化地域性的通俗表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特殊的地域环境会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从而会逐渐形成特有的民俗风格与生活方式,长此以往便形成独有的地域风俗文化特色。中国武术中盛行的“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的武谚,形象地概括了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南北、东西武术的地域性差异。同样,一定的武学与拳种的发展,也离不开其适应的生存环境、文化与土壤,那是其文化之“根”和精神之“魂”。中国武术反映出齐鲁、中原、巴蜀、燕赵、吴越等众多代表性的地域武术文化,彰显了中国武术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武术是中国所独有的,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拳种、每一个套路、每一个动作都有其历史和文化,都分别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功法、套路和格斗训练方法以及器械练习方法,反映了中国武术文化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在统计的中国武术一百多个拳种中,每个拳种都有其独特风格、思想和理论,演练要求各异,有的讲究松柔舒缓,有的讲究刚强迅猛,有的要求沉稳浑厚,有的要求轻灵敏捷,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文化和不同运动风格特色。如同一个人一样都是有灵魂的;同样,每个拳术也都是有灵魂的,它灵魂内存于其文化和精神之中,如果拳术失去其灵魂就将会失去或削弱其的存在价值和特色。中原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范围相当于今河南省及其毗邻地区,包括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北部等大片区域。中原武术文化丰富,是中国武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文化必然也被打上深深的地域文化的烙印。中原武术文化拥有着中国武术的许多特点,在这块特有的大地上,孕育出了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众多拳种,其中少林拳、太极拳更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各拳种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蕴含着古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成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国家体委组织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小组公布的全国129个拳种中,其中萌发与广为流传在山东省的武术拳种就有70多个,约占全国拳种总数的二分之一之多;其中文圣拳、查拳、螳螂拳、太平拳、佛汉拳、肘捶、孙膑拳、地龙经拳、华拳、宋太祖长拳、大洪拳、小洪拳、梅花拳、地躺拳、八极门拳、地功拳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拳种。大运河从古到今绵延千百年,促进了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沟通和融合,大运河衍生出沿线丰厚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它对中国民间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开放、多元共生的鲁西南、冀南、冀北等武术文化体系,如五步架(文圣拳)、六步架、查拳、洪拳、潭腿、肘捶、八极拳等地域代表性拳种。不同武术拳种和文化融合中凝聚的武术技艺和武术理论是大运河武术文化的宝贵财富与精髓,也是大运河流域武术在全国焕发出独有魅力的根本,它为中国地域武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燕赵大地素有“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风格特点;燕赵武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中孕育生长,浸染着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具有独特的精神文化特质,在中国地域武术中有着重要地位,如长期流传在该地域的戳脚、形意拳、通背拳、劈挂拳、鹰爪拳、八卦掌、八极拳、杨式太极、武式太极、六合拳、梅花拳、燕青拳、太祖拳、唐拳、八仙拳等。

岭南文化及它的地域特征对南派武术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发源于此的南派拳系在中国武术中独树一帜,形成了与中国北方及其它地域不同的武术风格和特点,成为中国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拳系之一,主要代表有广东南拳、蔡李佛拳、咏春拳、罗汉拳等。红拳是陕西关中、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方拳的主流派别,八百里秦川孕育了陕西红拳,红拳扎根关中大地,也正是陇右地理环境特点对于该地域武术文化特色影响的真实写照。滇黔属高原地形,高山林立,独成一体,造就了以云贵为主的滇黔文化,也孕育了滇黔武术文化,峨眉武术是其典型代表。甘肃境内八门拳、天启棍、壳子棍为代表的本土武术拳种,由于历史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局限,以及封建保守等原因阻隔了武术间的交流与传播,保留了古代武术元素,形成独特的地域武术文化现象,它的这些民俗属性遗存至今,对该地域武术的发展还有着重要的影响。又如,维吾尔族古老的高空走绳就是轻功的一种形式;再如蒙古族的摔跤,哈萨克人的骑马叨羊等,无不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这些地域差别导致了武文化鲜明的地域特点。

从历史学和文化学为视角,中国武术主要有“宫廷武术”、“军事武术”、“寺院道观武术”、“都市武术”、“民间武术”等,它们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武术文化与始祖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与诗、词、曲、赋、音乐、戏剧、曲艺、国画、书法、文学作品等等民族传统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其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统一性与同一性。保护文化多样性,增强同一性或共同性,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任何一部武术文化都是有个性的,其文化的全部价值都存在自己的个性之中;武术文化相异而共存,相同而共失,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任何一部民间武术都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在历史传承发展中,在传统文化大环境影响下,又或多或少的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不同地域与风格的武术文化,是区分传统武术流派或拳种的重要依据之一。

武术受到战争、移民迁徙、江湖游民等因素影响,从一个侧面拓展了传统武术发展的空间,对武术文化发展起到的重要的促进作用。古代军事文化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当时及后世武术发展影响甚大。古代持续不断的军事战争对于中华地域武术文化发展及其特征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岳家军是南宋初年岳飞领导的抗金军,岳飞的精锐之师被誉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楷模。明朝的抗倭战争在中国武术历史上影响深远,促进了中原武术和西南少数民族武术的融合,也促进了民间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同时对武术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明清的统治者很重视军队训练,这也使得军事武术得以发展,从而也使很多军事武术流入民间。明朝时期以戚继光、俞大猷等为代表的抗倭名将,在吴越定倭残酷的军战中,启发着这些武艺高强的将领纷纷开始了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武艺训练,在抗倭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中国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武术在远离古代战场流入民间后,原本简捷实用的军旅搏杀技艺逐渐繁衍出各种拳种和流派,风格各异,种类繁杂,它们以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民间传承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共同推动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源于鲁西南地区的文圣拳是中国武术中具有丰富内涵的拳种之一,在中国武术文化中具有代表性。这里是始祖文化、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的交汇地;济宁地区又是东夷文化、华夏文明、儒家文化、水浒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多元化、多样性、包容性的中华文化铸造了文圣拳武学文化,彰显了其思想和文化的深厚广度和宽度,具有大气磅礴、包容天地的风范,其精神具有泰山和黄河文化的精髓,充分体现了中华多民族多种文化融合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文圣拳多元文化观的重要表现形式,深入探索文圣拳的多元文化观对中国武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对于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三)武术文化形态的变化

武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它植根于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标识,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智慧的结晶。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和血脉的象征,伴随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并发展起来;它萌生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壮大。《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几千年来,武术文化都是在这样的大文化氛围中发展和变化的,不断赋予了武术新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价值。武术作为中国传统的技击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以技击攻防技术为核心、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项目和修道、参禅悟道的武道文化。在当代社会,武术体育文化特征逐渐得到凸显,不断与西方体育文化融合,形成了完整的修炼和锻炼体系与文化体系,其运动形式包括徒手和器械套路,武术对练、散打等,强调理论与技术相统一。武术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超凡的智慧。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保生命力的精神支柱,是保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和力量源泉。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具有独特的运动风格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承担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与文明进步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武术拳种众多,各个拳种传承有各个拳种的不同文化,它们既有共同性,又具有特殊性,其产生发展、文化背景、历史传承、风格特点、信仰崇拜及修炼体系等方面各有所不同,使各拳种具有各自的特色,同时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也给武术文化带来丰富的色彩,可以说任何一个拳种都是一种地方文化形成形式,使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武术文化具有通俗性,传统拳种的故事、口头文化、通俗小说与民间戏曲、杂艺、影视作品等对一些拳种技艺的出现有着重要影响,这些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纽带成为传统习武者的共同认识,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基础和影响力。任何一种文化在其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新的文化因素不断地产生出来,而这些新产生的文化因素则会变成其文化整体中的有机成分。武术文化作为一种动态文化形态,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及环境的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异性,从而也不断在发展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也会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不断获得拓展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武术运动发展演变,当今已不同于过去传统武术的发展形式,受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影响,其蕴含着的传统思想内涵正在被削弱,它会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现代体育竞技体制而存在,在发展中可能会背离武术的自身发展规律,这也将会使武术许多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被摈弃或抹杀掉,从而会影响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多元一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也是中国武术根植的文化沃土。武术在中国多元文化氛围中形成与发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形成了众多不同风格的武术流派和拳种,内、外家功夫异彩纷呈;无论是“内家拳”还是“外家拳”,其运动形式和功法虽有不同,但“天下武术是一家”,各家拳种武学文化虽有差异,但异彩纷呈,

殊途同归。武术运动千变万化,修炼至极致,万法归一,都是精神和性命的升华和超脱,亦即“无为”“无我”境界。武术在多元化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处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体系中的多元文化各自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各种文化彼此之间是时刻不停地进行着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融合。在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每一种武术文化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进行自主的选择,吸纳来自于异质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的创新,必然会有对外界其他文化的吸收,这种创新和吸收导致文化的不断变化。武术的发展、壮大永远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和传播。武术文化的多元共存为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提供了条件,各种文化在彼此借鉴优势、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共生性,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魅力无穷的中华武术文化。没有文化的多元化融合与发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中华武学文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和社会对武术的价值和功用认识不足,扭曲了对武术文化的认识,偏离了武术发展的规律,严重地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在漫长发展历程中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流派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思想包容百家、内涵深邃博大的武学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武术在近代发展中,为适应时代的变化,逐步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当代全民健身体育运动的开展,武术运动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武术文化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武术已成为我国健身运动的主力军。

在武术的发展和演变中,受儒家、道家和佛家等文化的影响,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特征。西学东渐后,武术的民族特性开始弱化,具体表现为武术文化内涵的缺失、肢体表现形式的扩大化。武术在当代传播过程中存在技术断裂问题,武术有向表演形式发展的大趋势,人们在体育竞技武术和影视表演武术中根本无法了解中国武术,真正的传统实战武术已经慢慢远离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只知道武术,但并不了解其精神内涵和实质,真实的中国武术已逐渐逝去,武术的精髓也在随之慢慢流失。武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其发展道路也是曲折的,在不断发展的背后也要看到中华武术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武术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武术发展的前景和未来不容乐观,这需要国家和社会都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让武术发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归正途,让真正的中国武术得到传承与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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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等约3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