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陈豫韬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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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史料《朝野佥言》作者及其相关问题考论
文 / 陈豫韬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
摘 要：《朝野佥言》是一部记载靖康之难的第一手史料文献，自问世伊始便受到南宋史家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此书作者的身份问题一直都是萦绕在学界中的一桩悬案。今有赖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与中国农村研究院创办的“中国家谱族谱数据库”所公布的稀见家谱《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刊本十三册，考知《朝野佥言》的作者实为江西诗派诗人夏倪之子夏翇。遂使此案事实昭然，可成定谳。本文不揣浅薄，在破此悬案的同时，也兼论夏翇之家世与生平，以及《朝野佥言》的成书与流传等问题，以期有补于史。
关键词：朝野佥言；夏少曾；夏倪；家世
《朝野佥言》是一部记载靖康之难的私家史著，由于此书出自当时围城中人之手，是以记载汴京罹难前后始末特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书问世之后不久即在世间流传，颇受彼时著述者所重视。此书之作者，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作“夏少曾”。明代陶宗仪《说郛》（宛委山堂本）卷四九收录《朝野佥言》一卷，将作者题名为“宋，张鷟。” 显误。张鷟是唐人，著有《朝野佥载》三十卷。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著录是书曰：“《朝野佥言》二卷。不著名氏。有序。建炎元年八月《系年录》称‘夏少曾’，未详何人。” 则此书的作者当可以确定为夏少曾，只不过夏少曾之身份，早在南宋中后期就已经成为一桩悬案。
一、《朝野佥言》作者夏少曾身份考
与夏少曾同处于两宋之交前后的吕本中，其《东莱先生诗集》卷一三中有《送夏少曾兄弟》一诗云：
处处人家避贼忙，数因行李问舟航。江横晚照凫鸥乱，春到空山草木香。
我未有缘离岭峤，君今决策下湖湘。定知此去添贫病，不及相从气味长 。
吕本中此诗撰作的时间，据诗中“岭峤”一词，是靖康之难后随其父吕好问举家避难岭南时。据吕祖谦《东莱公家传》记载：“敌骑比岁大入，江湖间群盗蜂起，公避地转徙于筠、于连、于郴、于全、于桂，靡有定止。” 当时南宋朝廷新立，时局颇为动荡。吕本中首次入岭南当在建炎四年（1130）正月末时。其《阳山大雹》诗言：“建炎庚戌正月尾，阳山雨雹大如李。” 当年端午时，又由连州出岭南，北还至斛岭，作《端午日北还至斛岭寄连州诸公》。随后在湖南度夏，寓居于郴州附近的寺庙中，作《山居素饭》《寺居夜起》《寺居即事三首》等诗。是年冬，吕本中第二次入岭南，至贺州，作《贺州闻席大光陈去非诸公将至作诗迎之》，随后至桂林居住。绍兴三年（1133）吕本中北返，五月行至永州祁阳县浯溪，有《浯溪》诗言：“五月行人汗如雨，意绪昏昏杂尘土。” 则其离开桂林在三年五月前。此后，吕本中没有再回过岭南。那么《送夏少曾兄弟》一诗，就应当作于建炎四年（1130）至绍兴三年（1133）某年之春。由于吕本中《诗集》大致上是按照年代排序的，而此诗前一首《送能化主还法轮》有“岭外三年避贼忙”之句，那么从其建炎四年（1130）正月首次入岭南算，此诗就作于绍兴二年（1132）春；如果从建炎四年（1130）冬其第二次入岭南算，此诗就作于绍兴三年（1133）春。
从时间上看，吕本中于岭南所送别之“夏少曾”，与靖康二年（1127）在开封围城中之“夏少曾”同时同名，应当就是同一人。当时北方士民纷纷南渡，夏少曾大概也是自围城后转折南迁至岭南来的。然而可惜的是，此“夏少曾”在吕本中诗集中也仅出现过一次，没有留下太多线索。那么，这位“夏少曾”会不会以别的字、号出现在吕本中《诗集》中呢？考察之下，发现吕集中确实还有一名“夏庭列”者，与“夏少曾”之行踪相近。在吕集中，“夏庭列”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卷一二之《赠夏庭列兄弟》，此诗位于吕本中建炎四年（1130）夏郴州寓僧庙时作《山居素饭》《寺居夜起》《寺居即事三首》等诗之后，且诗中有“僧房夜永灯火足，更肯襆被来同宿。” 之句，应该是同时之作。第二次是卷一四之《寄计议弟张彦实钱元成夏庭列》。“计议弟”即吕用中，其任枢密院计议官自绍兴三年（1133）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八年四月十八日 。祝尚书《吕本中年谱》系此诗于绍兴三年（1133）末 。第三次是卷一七之《偶成两绝句奉文若庭列》，其诗言：“夏子经时不寄书，十年奔走尚穷途。不知自到高安县，亦有心情记我无。” 考吕本中与夏庭列相识于建炎四年（1130）夏，十年后则是绍兴十年（1140）。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亦系此诗于绍兴十年（1140） 。可见，吕本中与夏庭列初见于建炎四年（1130）夏郴州僧寺中，随后一直到绍兴十年（1140）皆有诗歌投赠往来，关系甚洽。但吕本中在岭南避难期间，却不见与夏庭列有往来诗词。而与夏少曾的诗又仅见于在岭南期间，这是颇值得怀疑的。
除了“夏庭列”外，吕集中还有一名“夏翇”者，出现在卷一五的《连得夏三十一翇兄弟范十五仲容赵十七颖达书相与甚勤作诗寄之》与《闻大伦与三曾二范聚学并寄夏三十一四首》两篇中。祝尚书《吕本中年谱》将之系于绍兴四年（1134），则夏翇与吕本中往来的时间与夏少曾、夏庭列也颇为接近。此外，又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江西宗派”条记载：“蕲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诗，与吕居仁相善。既没六年，当绍兴癸丑（三年）二月一日，其子见居仁岭南，出均父所为诗，属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详。已而居仁自岭外寄居临川，乃绍兴癸丑之夏。” 居仁即吕本中之字。这样一来，就有夏少曾、夏庭列、夏翇、夏倪之子四个姓夏之人在绍兴初年前后与吕本中有来往，似乎太过凑巧。因此，弄清楚这四名姓夏之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
首先，是在吕本中诗集出现次数最多的夏庭列。据尹焞《题 <伊川先生语录> 》记载，在绍兴七年（1137）四月二十八日，时尹焞“寓九江”而“夏庭列惠然见访，语此道，辄书以志之。” 而韩元吉《书和靖先生手书石刻后》也记载此事作“绍兴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书此以示夏翇，间亦录赠门人。” 又其《答朱元晦书》亦云：“（和靖先生）有赠夏翇数语，因以录呈。” 则夏庭列之名为翇，庭列乃其字耳。
其次，则是《能改斋漫录》所记载的夏倪之子。夏倪其人，《宋史》无传，其子更是遍考文献而难觅踪影。笔者通过多方考察，终于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与中国农村研究院所创办的“中国家谱族谱数据库”中发现其所公布的《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刊本（十三册）中有相关线索。此谱在卷二“一世至十五世图纪”中，详细记载了夏倪的世系 。据此谱记载，夏倪有四子，分别是师宪、师箴、师翇、师翟。而夏师翇条下小注云：“字廷烈，授通直郎，官浙江乌程县令。”（见图二）考《乌程县志·职官》下宋代也确实载有县令“夏翇” ，是而可知夏倪之子就是夏翇。“师翇”大概是他的谱名，而平日交游则使用俗名，去其行辈字不使用。而其字“庭列”家谱记作“廷烈”，则大概是家谱在不断重修补修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同音至误。
（附图一、图二：《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所载夏倪、夏翇世系。）
最后，只剩下《朝野佥言》的作者“夏少曾”的身份。据笔者考证，夏少曾就是夏翇，主要有三点证据。第一，其在建炎、绍兴之际与夏翇同处于岭南，且都与吕本中有往来。第二，在《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中所载夏氏亲兄弟或族兄弟中存在一个现象，即兄弟间的名与字往往都联系相配，这是古人命名时常见的使用行辈字的习惯。譬如夏翇伯父夏伋长子夏球，字致谦；次子夏琪，字致恭；三子夏珙，字致宏。夏翇虽然家谱记其字“廷烈”而非“少曾”，但是夏翇的长兄夏宪的表字却恰好就是“少原”。所以夏翇大概是原字“少曾”，后来改字。宋人改字之风气甚为流行，譬如秦观原字太虚，后来改字作少游。有学者曾经专门就这一风气撰文分析 ，兹不赘述。第三，古人傍名为字，而“翇”与“少曾”正有意义上的联系。“翇”字据《说文·羽部》曰：“乐舞，执全羽，以祀社稷也。”又“曾”字据《楚辞·九歌·东君》：“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王逸注云：“曾，举也，言巫舞工巧，身体翾然若飞，似翠鸟之举也。” 可见夏翇的原名“翇”，是代表了“执全羽以祀社稷”的一种舞蹈。而其表字“曾”，则作为名的补充意义表示舞蹈的伎艺精湛工巧罢了。
综之，吕本中诗集中的夏庭列、夏翇，《能改斋漫录》中的夏倪之子，与《朝野佥言》的作者夏少曾实为一人。《朝野佥言》作者之身份已经完全可以确定就是江西诗派诗人夏倪之子夏翇。
二、夏翇家世及其生平考
关于夏翇之父夏倪的研究，以往主要有傅璇琮等编《宋才子传笺证》以及伍晓蔓博士论文《江西宗派研究》辟有专章讨论。由于《两宋名贤小集》本《五桃轩集》记载：“夏倪，字均父，蕲州人。英公之孙。” 以往的研究者都认为北宋名臣夏竦是夏倪的祖父。譬如《宋才子传笺证·夏倪传》在考证夏倪籍贯时谓：“夏倪，《宋史》无传。其籍贯，本应从其祖夏竦。《宋史·夏竦传》：‘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夏竦子安期，《山东通志》卷二五，《陕西通志》卷二一、五一等，据旧志均谓为江州德安人，与竦一致。虽然不能确定夏倪与安期之关系，但倪理应为德安人。然自宋以来，俱作蕲人……释惠洪《远游堂记》：‘公讳倪，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为名臣之后，凛凛有祖风者也。’所谓其先为江南人，应指祖、父辈为德安人，则知蕲春为其居所。”又考证其家世谓：“均父家之饶财，应源自祖竦之积聚。《宋史·夏竦传》言：‘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财累巨万，自奉尤侈。’” 然而，这些考证以及推论都是建立在“夏竦是夏倪的祖父”这一论点的基础之上的，但其实夏竦并不是夏倪的祖父。实际上，从释惠洪称夏倪为“嘉祐为名臣之后”就已经可以看出问题。因为据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记载，夏竦死于皇祐三年（1051）九月乙酉 ，何以能称之为嘉祐（1056—1063）名臣呢？以往的学者大概是根据《两宋名贤小集》的记载，因而把“嘉祐名臣”想当然地当作是夏竦了。释惠洪是夏倪的知交好友，其记载当然要远比《两宋名贤小集》要可信。
根据《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卷二所记载的世系。夏倪这一支的世系为夏筠—夏穆—夏掞—夏安世—夏覃孙—夏倪。而夏竦这一支的世系为夏奂—夏承皓—夏竦。“中国家谱族谱数据库”中所公布的《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卷二缺一到十九页，夏筠、夏奂以上世系皆阙。而又据数据库中所收《江西湖口夏氏宗谱》卷首中洪武十年（1377）夏守道所撰《夏氏宗谱前序》记载：“夏氏子孙居会稽郡，而以夏为氏也……始知夏出自勰之裔，勰之子雍匕生三子，长曰澄，居良口；次曰深，居三斗坪；三曰洪，居落水岭。洪旋迁德安白水，生二子焉，曰翌，曰昱。翌之子三，名让、名谭、名訏。昱之子二，名筠、名奂。” 那么夏倪的天祖夏筠与夏竦的祖父夏奂为亲兄弟，夏竦实为夏倪的同族曾祖辈。考《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卷二世系记载：“安世公……葬芙蓉祠前。妣潘氏……葬井水清泉寺东龙池里。”又苏轼有《游沙湖》云：“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 则很显然，自夏倪的祖父夏安世时，夏倪一支就从德安搬迁到了蕲州，夏倪的籍贯自然就是蕲州，夏倪的“家饶财”当然也与夏竦毫无关系。
夏翇，字少曾，又字庭列。是夏倪的第三子，其早期的经历不详。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引《朝野佥言》其自述云：“余生值靖康丙午之难于都城，自黠虏衅成祸结始末之由，余偶知之，不详审。” 亦仅知其在围城之中。夏翇的父亲夏倪虽然在大观年间居住在汴京，但宣和年间已有记载其自四川府曹贬为祁阳酒官，那么夏翇在靖康年间为什么居住在汴京呢？据赵甡之《中兴遗史》记载靖康二年（1127）三月张邦昌抚谕太学诸生之事云：“邦昌命董逌抚谕诸生，慰劳备至，巡斋宣布邦昌之意。盖自围闭，诸生困于虀盐，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数十人者。邦昌具知，乃用抚谕之使，又命选医官十人，于诸斋日逐看候，人人给药饵之资，由是诸生感悦。故《泣血》等诸书，太学诸生所记，其间不无为邦昌粉饰其事者。” 赵甡之称太学诸生所记“《泣血》诸书”，证明除了丁特起《孤臣泣血录》（又名《靖康纪闻》）外还有别的太学生也有著述，但今天存世的北宋太学生所著靖康史料则唯《孤臣泣血录》一部而已。那么《朝野佥言》是否也是太学诸生所记诸书之一呢？参考《中兴遗史》称太学生诸书普遍持回护张邦昌的态度这一点来看。夏翇的《朝野佥言》其实与丁特起《孤臣泣血录》一样，也存在为张邦昌辩护的文字。譬如：
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间金人令同萧王等至京城下，方百姓推戴，时邦昌皆不知也。黏罕、斡离不令王汭持推戴文字示邦昌。邦昌读前后文毕，大惊曰：“赵氏无罪，遽蒙废灭，邦昌所不敢闻，必欲立邦昌，请继以死！”……王时雍、徐秉哲、吕好问曰：“大金欲册立太宰，三日不立，将夷宗庙，杀生灵。”邦昌谓时雍等曰：“诸公怕死，乃掇送与邦昌！虽督责而归，焉可免祸？身为大臣，岂篡逆耶？有死而已！”
除了张邦昌外，《泣血录》与《佥言》对许多人物的评价、态度，甚至记载的事例都十分相似。譬如其记王时雍事。《泣血录》记载曰：“朝中旧呼时雍为‘三川牙郎’，谓王黼用事时，时雍与乡人货赂卖差遣，殊不知亦能为‘卖国牙郎’也。” 《佥言》曰：“时雍专为乡人纳赂求差遣，时人谓‘三川牙郎’，其乡人曰：‘今又作卖国牙郎也！’” 又记徐秉哲事。《泣血录》记载曰：“上自军中批御札付王时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皆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见已治行，缺少厨中所用什物，烦于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请勉事新君，毋念旧主。’” 《佥言》曰：“上有诏与徐秉哲，令买路药，云：‘社稷山河为卿等所误！可恨者，某等父子兄弟成擒耳！无思旧主，勉事新君。可于都司借支钱三千贯买路药。’秉哲得之而泣。” 可见，都出于围城人中之手的《泣血录》与《佥言》不光是对于时局人物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其相似的消息来源似乎也证明其处于同一个社交圈子中。因而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之下，似可以初步推测夏翇靖康年间在汴京的身份是一名太学生。
靖康之难发生以后，推测夏翇大概是返回江西蕲州家中居住了一段时间。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有农民起义军刘忠侵犯蕲州，当时驻扎在蕲州的韩世清与之交战 。可能是因为时局的紧张再加上此次蕲州的动荡，于是夏翇再次向南迁徙避难。到了建炎四年（1130）夏时，夏翇与吕本中相见于郴州一座寺庙中，短暂地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两人分开。绍兴三年（1133）春，夏翇又携其父夏倪的《远游堂集》到桂林请吕本中为之序，不久又北返。吕本中诗称其“下湖湘”，则大概是经由湖湘回到江西。所以绍兴七年（1137）时，夏翇又至九江探访尹焞。绍兴十年（1140），吕本中寄诗夏翇称：“夏子经时不寄书，十年奔走尚穷途。不知自到高安县，亦有心情记我无。”则夏翇似乎是在高安县担任一些比较低微的职事。据《江西瑞昌夏氏东分分谱》与《乌程县志》记载，此后夏翇又到乌程县任县令，最后当也官止于此，没有在仕途上获取更多进步。
三、《朝野佥言》的成书与流传
根据现存文献记载，最早有关《朝野佥言》的记录出自陈规的《 <靖康朝野佥言> 后序》，此文载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之卷一三九，亦见于陈规《守城录》之首卷。其文云：“绍兴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复河南，规自祠官被命知顺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会同僚语及靖康之难，汝阴令云：‘尝收《东斋杂录》一编，中有《靖康朝野佥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 案此“己酉”当作“己未”，陈规出守顺昌府的时间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记载是在绍兴九年（1139），即己未年。而己酉年为建炎三年（1129），时陈规尚知德安府。那么也就是说，陈规是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前后见到此书的，则《佥言》的成书时间起码在绍兴十年（1140）以前。唯其所见《东斋杂录》，不详为何书。若非夏翇本人之作，则《佥言》成书以来已经他人收录作二次传播，其成书之时间更当远在绍兴十年（1140）以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金人背盟录》七卷、《围城杂记》一卷、《避戎夜话》一卷、《金国行程》十卷、《南归录》一卷、《朝野佥言》一卷。”又总注曰：“右皇朝汪藻编。记金人叛契丹，讫于宣和乙巳犯京城。《围城杂记》等五书，皆记靖康时事也。” 晁氏这里的意思比较混淆，以上诸书唯《金人背盟录》为汪藻所著，所以《背盟录》以下所附诸书大概是汪藻将其纂为丛编。四库提要亦云：“其意盖谓《金人背盟录》以下六书，皆靖康时人所作，藻合而编之耳。” 不知晁公武所载此六书丛编，是否即陈规所谓“《东斋杂录》”。
在靖康之难发生以后，南宋举国上下都有着强烈的了解、反思这场历史变乱的现实需求。而夏翇《朝野佥言》作为第一批成书的靖康史料，则正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需求。故在整个南宋时期，此书的流传相对是比较广泛的。除现存三家宋代私家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著录了此书外。南宋的史家如赵甡之《中兴遗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也都对此书有所引述。元好问有《读靖康佥言》诗 ，则证明此书还流传到了金国，足见其流传之广。同时正因其流传之广，此书在成书后不久即发生了遭人改窜的情况。据赵甡之《中兴遗史》记载靖康围城中刘延庆逃跑一事时称：“而《朝野佥言》之书，载其事甚明，至延庆子光世统兵，好事者谄奉之，乃改《朝野佥言》曰：‘上集卫士二千馀人，环甲胄，欲为避狄之计。张叔夜、刘延庆劝上出走，上未决。延庆曰：“先为陛下夺一门。”延庆父子夺万胜门出，门外候驾，睹亲王二人坐于明节皇后之门台，又见张海、张宏率马兵夺门，不克而去，盖城䧟之翌日也。’……后人览《朝野佥言》者，当求旧本，而改本失实，故不可以不详辩。” 赵甡之作《中兴遗史》虽然在宋宁宗庆元（1195—1200）以前，但刘延庆之子刘光世死于绍兴十二年（1142），如果是为了谄奉刘光世，则这次窜改至少应该发生在绍兴十二年（1142）以前。应该说，这种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朝野佥言》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宋代以后，此书流传渐稀，罕有书目著录，而唯见于丛书之中。元明之际，陶宗仪首先将其收入《说郛》中，此本亦成为今天所能见到的《朝野佥言》的主要版本。稍后明代陆楫《古今说海》及李栻《历代小史》等亦收有此书，但其文字与《说郛》本皆相差无几。考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〇四《读 <古今说海> 》云：“比长博考诸说家，乃知此书《就日》《潇湘》等录多出《说郛》……” 则后世丛书载此书者，似皆从《说郛》转录。
此书的书名“朝野佥言”，有时又作“靖康朝野佥言”。譬如宛委山堂本《说郛》此书作“朝野佥言”，而涵芬楼本《说郛》此书则题作“靖康朝野佥言”。《全宋笔记》收录此书时，其书前点校说明谓：“涵芬楼本于书名前置‘靖康’二字，知是后人所添。” 其实，“朝野佥言”原书名正当作“靖康朝野佥言”。陈规《 <靖康朝野佥言> 后序》记载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前后见到此书，时距靖康之难尚不过十余年，其所见当最近此书原貌。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证此书时虽屡称“朝野佥言”，然其卷五三曰：“《靖康朝野佥言》等诸书，所载尤详。” 云云，证明心传所见原名亦为“靖康朝野佥言”。金末元好问《遗山集》卷八有《读靖康佥言》诗，证明此书流传到金国的版本也作“靖康朝野佥言”。则此书原名为“靖康朝野佥言”，当无疑议。此书的卷数，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作一卷。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曰：“《朝野佥言》二卷。不著名氏。有序。”这里陈振孙特意提到“有序”，不知道是不是陈规的《 <靖康朝野佥言> 后序》。考陈规《 <靖康朝野佥言> 后序》其文约五千余字，已堪一卷。在其《守城录》中，亦单作一卷。若然，则陈振孙所藏《朝野佥言》当也是一卷本。
《说郛》本《朝野佥言》也是一卷，存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二十五日；闰十一月初六、初七、初八、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一、初三、初四日；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十、十五、二十九日；二月初七日事，作编年体排列。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收录的原文比较，《说郛》本《朝野佥言》在收录此书时，盖仅对原书录其大概而已。虽然如此，但《说郛》毕竟保留了《朝野佥言》珍贵的史料原文，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三朝北盟会编》所没有引用的，因而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史料价值。同时，今本《三朝北盟会编》有一个问题，即其不少引文未标明出处。陈乐素先生《 <三朝北盟会编> 考》指出，今本《三朝北盟会编》约有三分之一的引文没有标明出处，有些可能是出自官修史书而原未标明引文出处，有些则是因传写而有所脱漏 。邓广铭、刘浦江先生《 <三朝北盟会编> 研究》虽不完全认同陈乐素先生的观点，但也说：“今本《会编》没有标明出处的三分之一内容，其中确有一小部分是原有出处，只因屡次的传抄而至其有所脱漏。” 将《说郛》本《朝野佥言》与《会编》收录佚文比照，也可以辨明一些《会编》没有标明出处的引文而原属《朝野佥言》者，譬如靖康二年（1127）正月二十九日事：
《说郛》本：“二十九日，军前要教坊内侍等四十五人，露台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数百人。先是，权贵歌舞及内人，自上皇禅位后，皆散出民间。至是，令开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寻矣，哭泣之声，遍于里巷，闻者不胜其哀。”
《三朝北盟会编》录：“金人来索御前祗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祗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数百人。先是，权贵家舞伎及内侍人，自上即位后，皆散出民间，令开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寻，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撘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开封府军人争持文牒，乱取人口，攘夺财物，自城中发赴军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计，然后扶老携幼，竭室以行，亲戚故旧，涕泣叙别离，相送而去，哭泣之声，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绝。”
上引《三朝北盟会编》所录未标明出处之《朝野佥言》原文，是金元杂剧的研究者所经常拿来使用的一段材料。而《说郛》本经过剪裁，完全删去了这一部分的记载。《会编》经过转折抄录，又已脱去引文出处。研究者遂不知此段材料原出于《朝野佥言》，颇足遗憾。在使用《三朝北盟会编》中的史料时，应注意到其这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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