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王欣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一竣（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10期
导 读：
2024年是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成立十周年，中拉人文交流是开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外传播、促进全球南方文明互鉴的重要领域。本文基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结合在阿根廷、智利的调研访谈，分析中国文化在拉美的多形态传播模式。本文指出，跨文化传播应面向“生活世界”探索认知转型，注重文化的杂糅性、地方性、人民性和物质性，并提出增强文化自信、融合转型创新、联结地方特色、聚合多元主体、浸润日常空间、发展人文经济等创新启示。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正值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成立十周年，中拉人文交流是深化全球南方文明互鉴的重要领域，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文化在拉传播是当下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而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地理距离感和文化异质性，更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一命题提供了独特视角。
文化涉及意义、日常社会实践与体验，跨文化研究需要克服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偏颇，通过将文本分析、人类学志、参与式行动研究等方法与政治经济分析相结合，真正从“制度世界”进入“生活世界”，进而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1]。由于拉美主流媒体长期受西方媒体及资本渗透，拉美民众对官方媒体形态普遍缺乏信任，加之语言障碍，通过传统媒体形式开展对拉传播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然而在媒体渠道之外，多形态、民间性的人文交流却别有天地，为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提供了有益路径。因此，本文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视角，将跨文化传播中的“生活世界”作为核心关切，基于在阿根廷和智利开展的田野调研、深度访谈以及置身于中拉文化活动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分析当前中国文化在拉美传播的典型形式，以期为进一步提升中拉民心相通成效、促进对拉文化传播提供创新启示。
一、重返“普遍联结”：中国文化在拉美传播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活世界”如同“感性世界”，也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2]像大海一样的“生活世界”作为人类世界最基底层次的关联域，保证了世界范围内人类成员共同生活的展开，保证了全球任何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结[3]。具体到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地理区隔远，文化差异大，在地缘政治上直接交集较少，但对历史的回溯表明，在现代民族国家外交体系形成之前，全球化进程早已将两地紧密联系，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拉民间交往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也早已通过物质、人员的流动在拉美传播。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扩张时所开辟的“大帆船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拉间主要联系通道，即塞维尔-阿卡普尔科-马尼拉-闽粤口岸航线[4]。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由此销往拉美，深受美洲人民喜爱，其所承载的中国技艺、艺术风格也与当地文化融汇共生，如巴西传统花园中就有仿中国式的亭台和塔式建筑物[5]。这一时期的中拉交流以新航路开辟下的商品远洋贸易为主，兼具生活实用性与异域奇观性的物质商品为日后文化习俗的传播奠定了较好的民间基础。19世纪40年代，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进程，以华工流动为主的人际交流成为中国文化在拉传播的主要方式。自1847年至1874年，约30万华工从澳门和厦门被运往拉丁美洲，从事种植园、铁路修建、运河开凿等开发和生产[6]。自此，华工移民为拉美地区带去了中国的语言文化、习俗思想，也通过人员流动实现了从社会底层自下而上的文化交融。新中国成立后，中拉人文交流成为中拉外交关系正式化、机制化的前奏。中方向拉美国家派出文艺、新闻、医学、贸易等方面的代表团进行文化交流，文艺界人士的积极民间交往也促进了文化传播，如1952年10月，时任智利参议员的阿连德、著名诗人聂鲁达和著名画家万徒勒里等智利政界和文艺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民间对华友好组织。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对拉传播进入勃兴阶段，内容趋于丰富多元，中国在拉美推出“感知中国”“汉语桥”等各种文化交流品牌活动，拉美地区的孔子学院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平台。
总体而言，尽管中拉距离遥远，外交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但双方民间交往始终绵延存续，这是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中国文化也由此逐步内化为拉美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从朴素的古代商品贸易，发展到如今“一带一路”上繁盛的中拉贸易往来；从近代被掠夺至拉美的第一代华工移民，发展到充分融入当地的拉美华人社群，而当下随中资企业扎根拉美的广大外派员工也已然具有新的跨文化身份与主体性。各历史阶段的中拉民间往来为今日中华文化在拉传播留下了丰富遗产，也在“中拉命运共同体”背景下迎来了深刻的转型。
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首次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倡议，并在2016年访问拉美时明确指出：“要开展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中拉合作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共同发展。”[7]据公开报道，目前已有22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也已与17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结成约180对友好城市关系，在拉美共建47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课堂，并定期举办“中拉文化交流年”“中拉文明对话论坛”等品牌活动，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中拉人文交流格局。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倡议为中国文化在拉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实践指导。中拉文明都充满内在丰富性与包容性，双方对彼此文化充满好奇；相隔半个地球的空间距离意味着中拉并不存在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又因同属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而有更多共同议题与合作空间。对于从殖民岁月觉醒不久、文化认同尚存潜在危机且仍在政治路线上左右摇摆的拉美国家与民众而言，对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接触与认知是符合其发展需要的。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仍面临文化异质、机制缺位、曲解误导等多重挑战[8]。首先，中拉文化相距遥远、异质性强，导致认知鸿沟和交流风险。其次是外部环境隐患，美国在拉美多方布局，美西方主导的媒体与社交媒体平台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舆论霸权不易逆转，加上拉美右翼媒体的影响力优势，“中国威胁论”仍存在于拉美社会。最后，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体制机制尚存一定缺陷，内容形式上“单向宣传”多于“双向融合”。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商业力量也缺乏有机互动，在与欧美、日韩文化产业的竞争态势下，中国文化产品在拉美的传播存在显著短板[9]。
二、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中国文化在拉美的多形态传播实践
与当下中国对拉传播的现实状况相对应，当前有关中国文化在拉美传播的研究多为宏观体系化梳理，且更关注官方层面的文化交流传播机制、存在一定的媒介中心主义偏颇，较少对具体跨文化传播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因此，将研究焦点转向民间，从拉美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中国文化的直接渠道出发，关注日常体验中的跨文化互动与情感联结，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1月-2月，笔者团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火地岛省、萨尔塔省及智利圣地亚哥市、瓦尔帕莱索市等地开展为期26天的实地调研，观摩或参与近10场中国文化交流活动，并对中阿、中智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机构、关键人物以及作为参与者的当地民众展开访谈，其中除个别代表性公众人物外，均隐去真实姓名。
基于以上资料，笔者分析中国文化在拉美传播的非媒体形式，归纳出节日庆典的仪式场域、传统艺术的审美欣赏、互动娱乐的沉浸体验、生活方式的理念内化、经济领域的人文空间等五种层层递进的多形态传播实践。首先，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节日庆典所展示的仪式场域及传统艺术表演、新兴娱乐体验，为拉美民众了解中国、感知中国文化提供了集中展示窗口与沉浸场域，丰富了拉美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在以“活动”为核心的文化传播之外，以中医、武术、龙舟等为代表的中国健体养生文化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方式、思想理念，已内化于许多拉美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更具持久性的文化传播形式。最后，以中国城、中资企业为代表的商业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拓展人文空间，将中国文化传播融入拉美民众的生产消费行为之中，正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作为各国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节日不仅是“被庆祝”的特殊时刻，也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共在”，让参与者得以凝集相似的身份体验和意义归属，从而弥合文化身份边界，连接世界不同文化[10]。自2010年中国文化部推出“欢乐春节”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以来，春节成为中拉人文交流中最隆重的节日仪式场域，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拉传播的生动实践。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24年共有20余场春节活动在阿根廷、智利多座城市举办，包括庙会庆典、艺术演出、体育赛事、文化讲座等多种形式，其中春节庙会庆典最为盛大。不同于国内传统庙会酬神祭祀的民俗属性，拉美春节庙会是一张集中展现中华文化的名片，也逐渐成为当地主流社会共同庆祝的节日场域。
笔者团队深入观察了2024年1月13日在智利举办的“欢乐春节”龙年庆典，并通过开设文化展位进行参与式行动研究。庆典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普罗维登西亚市雕塑公园举行，规模庞大，设置了包含28个展位的文化集市与贯穿始终的舞台表演，内容涵盖中医、书法、茶艺、美食、刺绣、剪纸、彩灯、武术、舞龙舞狮、川剧变脸等中国文化元素以及天齐锂业、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展位。此次庆典活动从下午4点持续至深夜，吸引了大约2.5万名智利民众现场参与，体现了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好奇与热情。“如果智利人路过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他们通常不会进来，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计划来参加春节活动的。当然，由于免费，它也往往会吸引大量人群。与对美国相比，拉美人对亚洲等外来文化抱有更加开放的心态。”（访谈：现场游客A）关于对庆典印象最深的部分，现场受访者除了提到舞龙舞狮、川剧变脸等传统艺术，还强调庆典提供了和中国人交流、结识新朋友的机会。笔者团队的中国学生在展位上身着中国民族服饰，一名女生还身穿汉服现场演奏琵琶，成为众多游客排队“打卡”合影的“吉祥物”，更化身为行走的中国文化符号。此外，许多智利民众来到展位参与手写新年祝福、制作中国元素明信片、现场取中文名的互动环节，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了自己在春节庆典的照片；还有不少具有中国血统的智利人主动提出想辨识自己先祖的中文姓氏，追寻身份认同，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归属。一名智利高中毕业生对这次春节庆典的感受是“能够在智利看到典型的‘中国东西’，感受到我仿佛在中国待过一会”（访谈：现场游客B）。可见，在春节庆典等节日仪式场域中，当地民众所形成的关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内容和符号通常是具体的、场景化的和亲身体验式的——通过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让受众身心浸润于异质文化场域，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方式对拉美民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部分属于特定民族或地区的传统节日在与世界各地传统融合的过程中，其意义逐步本土化，衍生出新的节日内涵，西方圣诞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商业化现象就是典型[11]。圣诞节的宗教色彩仪式被淡化或剥离，与中国本土“平安”“喜庆”和现代都市化“狂欢”等意义相结合[12]，满足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感社交需要。同样，春节源自中国，也属于世界，拉美的春节活动不仅传播中国文化，还为当地民众提供了社区共同体的聚集场域，分享欢庆节日的仪式氛围与习俗理念，甚至由于免除了中国春节的一些传统人际关系负担，当地民众享受到了更纯粹轻松的节日乐趣：“对我来说，春节跟我们的圣诞节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春节更好，因为你能收到红包，吃各种美食，家人都在一起”（访谈：现场游客B）；“智利人的生活其实比较单调和无聊，周末一般到户外从事各种体育活动，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热闹的大型社区文化活动”（访谈：现场游客C）。
戏曲、舞蹈、音乐、杂技等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艺术表演历来是中华文化在海外民众心中的突出印象符号，也是“欢乐春节”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春节期间，受文化和旅游部和成都市委指派，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组织艺术骨干赴智利圣地亚哥、维尼亚德尔玛，阿根廷萨尔塔、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开展巡演，共进行十余场演出及活动，每场都座无虚席，甚至有观众为购票排了百米长队。笔者之一深度观察了2024年1月27-28日在阿根廷萨尔塔省大剧院举行的两晚川剧综艺演出，试图对其中的跨文化传播要素进行分析。
首先是剧目组织中的跨文化适应。为展现川剧的丰富面向并符合受众兴趣，剧团选择了不同类型的经典剧目选段，包括开场锣鼓套打、川剧《八阵图》、笛子独奏《牧民新歌》、戏歌《梅花绝句》、现代川剧独唱《卜算子·咏梅》、压轴演出《川剧变脸》、谢幕音乐川剧唱腔版《成都》等，也涵盖了丑角、武生、小生、花旦等行当：“川剧有‘五腔共和’的特点，包括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及四川本土灯戏的融合，既有昆腔、京剧那样比较严肃的表演，也有随性、世俗化的形式。在曲目选择时我们希望兼顾多个层面，首先要考虑国外观众欣赏的需要，因此不方便展示太多语言类剧目，毕竟有语言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希望将戏曲本身的特色表现出来，比如风趣幽默，比如绝活技巧的展示等。”（访谈：成都川剧院某领队）
其次是演出细节中的跨文化融合。为更好地传达戏曲内涵与中国文化，所有剧目都配有西语字幕并由主持人西语介绍。在变脸节目中，演员们会走到台下和观众互动，而除了传统的脸谱图案，还“混入”一个“机器猫”动漫形象脸谱。丑角剧目《皮金滚灯》因其夸张幽默、绝活频现的表演跨越了语言差异，时常引得观众开怀大笑、鼓掌叫好或是一起跟随音乐打节拍。川剧演员们还特意将一些简单台词改编为西语，比如用西语说“你好”（Hola）和“我的天哪”（?Dios mío!），引发观众共鸣。此外，演员也会根据拉美观众的特点调整演出节奏，比如：“我们中国戏曲中间是要鼓掌的，翻跟头的演员听到台下掌声，就会更兴奋，表演更卖力，但是在拉美以及欧洲，观众中途是不鼓掌的，要表演完才鼓掌，他们认为这是尊重。所以根据以往的出国经验，我这次就在表演中途把气口留久一点、多一点，还要提醒乐队把锣鼓声收干净、定格住，这样观众就会懂得该鼓掌了。”（访谈：成都川剧院演员）
在一般认知中，相比于京剧，川剧更属于地方性剧种，海外知名度相对更低，但这不妨碍阿根廷观众对中国戏曲的兴趣与欣赏——演员谢幕时，全场观众激动得起立叫好，掌声经久不息。多名现场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传统乐器、演员服装的兴趣，如川剧演员头戴的长“翎子”就吸引了许多观众好奇。“我没有看过中国戏剧，萨尔塔之前只在春节举办过小规模的中国文化表演，所以今天我很期待这场演出，对中国的音乐很感兴趣。”（访谈：现场阿根廷观众）这场中国文化盛宴也吸引了当地对中国感兴趣的各类人士，包括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企业家及学者、中文爱好者，在散场后积极主动地与笔者等现场的中国面孔合影交流。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普遍热情奔放、热爱艺术，并有着多元杂糅的文化艺术风格，对其他国家的艺术形式较为开放包容。比起白种人占比90%左右的首都，萨尔塔这个阿根廷西北部的山区省份是美洲印第安原住民血统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当地纯白种人面孔明显较少，文化混杂性更强，既有西班牙色彩强烈的欧式建筑，也有厚重的印加古文明历史气息、更有热情豪迈的歌舞风格和淳朴的民风，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到来无疑给地处偏远的萨尔塔当地民众提供了难得的异质文化享受。在拉美，中国戏曲等技艺精湛、形象生动、特质鲜明的传统艺术形式有着很强的传播力与感染力，体现了艺术所能实现的超越时空、地域、语言的审美体验、精神浸润与共通价值。
除了上述两种较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展演形式，近年来，智利、阿根廷的中国文化活动形式日益创新，包括各类中国文化工作坊、短视频大赛、嘉年华活动等，增强了当地民众的互动参与性。例如，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与万徒勒里基金会举办的“我与中国·脸谱挑战”短视频大赛将中国戏曲文化融入短视频和美妆两大时尚热潮，鼓励当地民众从中国戏曲脸谱汲取化妆灵感，并将华为电子产品等设为奖品，有效提升了中国文化与科技在拉美的影响力。
在沉浸式的娱乐体验活动中，“FESILUZ智利中国彩灯节”是典型案例。这是由中国和智利的文化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展的综合性文化游园会品牌，自2019年在中智建交50周年之际引入智利以来，已在智利多座城市举办近10场，每场运营100天，平均吸引人流量超30万，被多家当地机构推荐为“不可错过的家庭文化活动”。彩灯节突出“夜游”体验，不仅展出数十组大型彩灯，还设置舞蹈杂技表演、非遗展示、美食品尝、汉服妆造等项目。其中，名列中国非遗的彩灯均从四川自贡跨洋运输而来，往往需要上百个集装箱来运输材料。在往年活动中，作为“门面”的大型彩灯版成都地标“安顺廊桥”和“望江楼”都根据建筑的原始信息和设计图纸还原制造；而根据举办城市的不同特点，主办方还曾制作了拉塞雷纳的海边灯塔、拉斯孔德斯的教堂等造型的彩灯。历年的彩灯设计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拉美当地文化、现代新潮元素的融合，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传统文化对拉美民众的吸引力，也彰显着一种传播姿态上的尊重与友好。
笔者深度观察了2024年初在圣地亚哥市拉斯孔德斯SANTA ROSA公园举办的FESILUZ彩灯节。展出的彩灯有龙、大熊猫、九尾狐、灯笼、花卉植物等展现中国文化的代表性造型，园区门口的地标性展品则是一座以精卫为原型的巨大女神像。FESILUZ彩灯节创办者之一是一名已在智利生活二十余年的华人，她告诉笔者：“刚开始的几年，彩灯的造型以传统的中国亭台楼阁为主，有观众看完后问我：‘我这是在中国吗？’很多游客说年年都来，他们想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今年我们引入了一些非传统的主题与造型，让当地群众有更强的代入感、亲切感。”（访谈：灯节创办者）为进一步吸引游客和融入当地，灯节创办者试图创新，基于拉美人民重视家庭、喜爱大自然的文化特点，并结合龙年春节的背景和亲子型游客的兴趣，将2024年彩灯节的主题基调定为“梦幻和探险”，在彩灯布景外引入一批形态各异的恐龙元素，其中一些电子恐龙陈设还具有互动功能。笔者观察到，现场熙熙攘攘的游客绝大多数是智利当地人而非华人，许多智利儿童在家人陪伴下前来游玩，游客们在各式彩灯、恐龙前合影打卡，不亦乐乎。“我们希望让当地的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对彩灯也好，中华文化也好，形成一个童年的记忆——也让公司与智利人民一起成长。”（访谈：灯节创办者）
当然，对于一场商业性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众口难调也是必然。由于该彩灯节选址位于城市富人区，公园面积有限且租金高昂，尽管有当地政府的门票折扣，仍有一些网友在谷歌地图“FESILUZ”景点评价中抱怨门票、餐饮价格及停车难等问题。而对于引入恐龙造型这一创新之举，不少网友评论认为中国灯节应注重保留其中国特色：“我对在中国灯光节上看恐龙不感兴趣，我不明白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与之前在Quinta Normal办的第一场灯节相去甚远……我还记得第一个版本中的巨型盘龙，那才值得这个票价。”（谷歌地图网友评论）对此，负责人表示：“我们也注意到并很重视这类评论。在市场评估中收到各种反馈，我们会不断改进，但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与经营模式，就是要传播中国文化元素，做健康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能盲目迎合。”（访谈：灯节创办者）对艺术的评价见仁见智，但这场围绕灯节中国元素的争议充分说明了中拉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需要在真实的文化碰撞交流中不断调适，寻找保持自身特色与在地融入之间的微妙平衡。
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在于它传承于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历史发展，蕴含于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更迭的智慧结晶之中。健康生活、强身健体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医、武术、龙舟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健体养生项目，在拉美的知名度和接受度颇高，往往能产生同频共振的理想效果，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甚至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态势。
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术因其见效之快与独特“神秘”的形式，在智利有很强的吸引力与信服力。2024年智利春节庆典中，笔者观察到中医摊位前排起了长队，人流量尤其大。小小摊位上，圣地亚哥的中医学生现场为游客提供免费针灸服务，并普及中医文化与养生知识。据现场一名智利中医学生介绍，智利中医学校的老师基本都曾在中国学习中医，毕业回国从事中医教学，传播针灸文化。此外，龙舟运动也与拉美全民健身的生活方式相契合，在阿根廷等国广泛传播。阿根廷水系众多，很多当地人原本就有帆船、赛艇等水上项目的经验。龙舟运动入门难度不高，讲究团结合作和竞技速度，同时具有世界共通的体育精神和独特的中华文化内涵，为当地民众带来新鲜感和参与感。目前，阿根廷龙舟协会已在12个城市建立了龙舟基地，定期举办龙舟大赛，龙舟运动融入了会员生活。龙舟协会甚至还有十几支由乳腺癌患者组成的龙舟队，对她们而言，龙舟运动不仅有助于术后康复，更让其感受到生活希望与团队温暖。可见，从运动本身的吸引力与体育迁移价值出发，龙舟运动丰富了阿根廷民众的体育生活，也有效地传播了龙舟背后的中国文化。
在阿根廷，包括中国武术、巴西柔术等各国格斗类项目在内的“武术”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国民运动。其中，中国武术/“功夫”因其兼具观赏性和健身性，承载着生命捍卫、精神提振、健康关照、和谐共生等多维价值[13]，尤其受到当地民众广泛欢迎，也成为在阿根廷显示度最高的中国文化形式之一。阿根廷武术协会是当地最大的武术学校，2008年由全国武术冠军、东亚运动会“双冠王”陈敏和原阿根廷国家武术队队员、泛美锦标赛冠军洪文武夫妇创立，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从4岁到70岁的武术爱好者，在泛美锦标赛等国际武术赛事上成绩耀眼。为了在各类武术组织自成门派的阿根廷更好地推广中华武术，协会将中国传统思想与体育竞技精神相结合，采取段位制，将学员分为龙（黑带）、虎（红带）、鹰（蓝带）、蛇（绿带）、猴（黄带）、鹤（白带）六个段位，段位内部又以“金木水火土”元素细分阶段，既体现相生相克、运动平衡的朴素辩证唯物的哲学思想，同时还赋予了武术文化智慧、神秘乃至神圣的色彩。“腰带上这些图案都是学生们手绘的，段位制既让大家有个奔头，还能把西方人对我们东方文化充满神秘感的好奇，与我们体育的竞技精神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和我们一道追求健康的同时，又能了解到中国最底蕴的文化。”（访谈：陈敏）在具体教学方面，陈敏夫妇要求学员以中文来学习招式名，这也是等级考核时的一项内容；此外，将武术招式背后蕴藏的克己复礼、尊老爱幼、宁静致远等思想文化，以及包容、互鉴、正义、止戈等价值理念融入授课，如教授八卦掌时会讲解《易经》中的八卦学说，教授太极拳时会讲解其中的阴阳哲学、和谐观念等，使武术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中华文化理念传播的载体。阿根廷武术协会学员中有市议员、大学教授、建筑师、律师、艺术家等各行业精英人士，也有许多学业优异的在读学生。比起拳击等格斗运动，武术的深沉文化内涵对他们富有吸引力：“武术中蕴含的哲理也是生活化的，人到头来不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平衡、和谐，通过武术锻炼可以早日达到这个状态，那何乐而不为呢？”（访谈：陈敏）据一名正处高中阶段的阿根廷学员介绍，自己最初是通过电影对中国武术产生兴趣的，如今已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访谈：武术协会学员）武术作为生活方式还体现在，许多武术学员与协会之间情感联结密切。就像阿根廷以足球为代表的其他体育俱乐部那样，他们把武术协会当作“大家庭”，很多学员都已在此练习武术十几年，其中有父子两代人一起习武的例子，也有家长多年义务为协会的比赛演出摄影；在疫情之前，陈敏也经常带队组织学员及家人到中国游览交流，感受中国文化。阿根廷人受欧美文化影响大，很多学生首选去欧美留学，但在武术协会的经历，也令一些青年开始学习中文，甚至考虑前往中国深造。
在日常教学训练之外，阿根廷武术协会也积极参加各类演出，举办赛事活动，持续扩大中华武术文化在拉美乃至世界的影响力；还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网课，发布教学短视频，收获了70余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武术协会一直是每年阿根廷春节活动的演出主力军，2024年还在顶级足球俱乐部河床球场举办“武英杯”国际武术大赛，在阿根廷第二大旅游城市、世界四大基督教朝圣地之一的卢汉市举办“中国在卢汉”文化节，都收获了十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国武术既是体育运动，也是艺术形式，更代表着身心和谐的健康追求、生活方式与哲学理念，因而具有融通不同文化的普遍价值，也具有相当强的群体整合力与凝聚力，成为中华文化在拉传播的长期过程中兼具柔性和感染力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物质性与空间转向是传播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正如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所指出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4]，空间不仅是物理性容器，也是内嵌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15]。在传统文化活动类传播形式之外，与中国相关的经济场所成为了中国文化在拉美具象化的、固定的“空间在场”，其中既包括历史久远的中餐馆、中国超市、中国城等商业空间，也包括蓬勃发展中的海外中资企业、“中国制造”基础设施等产业空间。随着中拉之间商品与人员流动形式与特征的变迁，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也正经历着转型升级，不断塑造和更新中国文化的物质空间形态，以生产、劳动、消费活动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在海外的微观体现。
中国城的在地化转型，为中国文化在阿根廷的传播打造了开放融合的空间。传统唐人街(Chinatown)作为老华侨几乎全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发生场所，封闭、排外且内部凝聚力强，是具有清晰社群边界的族裔聚居区；然而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华人社区空间不再囿于上述特征[16]。例如，作为南美最大的中国城之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国城的发展，是一个跟随旅阿华人足迹在异质环境中扎根，与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吸收和新变的过程。布市中国城和北美的许多传统唐人街有所不同：这里的最初创建者是来自台湾的商人，接着到来的是以开超市为业的来自福建的移民，都属于物质基础较为丰足的阶层而非艰苦的“华工”群体，所以布市中国城建设更为整洁完善、新颖开放，与国内商业步行街别无二致。布市中国城通过建筑、装饰与经营内容所建构的空间符号内涵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较为传统的中国印象，包括入口处的“中国城”牌楼、石狮子雕像、熊猫墙绘等中国元素，还有“老姐面馆”、“御府”粤菜馆、“中国屋”超市、“东方饰品”店、佛教商店以及许多台湾特色的商铺；其次是对亚洲文化的拓展吸纳，如中国城中的日料店、韩餐店以及“东亚”超市，体现其开放包容及希望引领性地打造亚洲文化空间的意图；此外，中国城也在不断引进更为新潮个性的中国文化符号，营造更多元时尚的商业文化空间。笔者观察到，在布市中国城的街上，阿根廷当地人的比例很高，而在一家从店名、装修到产品都与国内某知名品牌相似的奶茶店，不少当地年轻人把它当成日常聚会闲聊的社交空间。这一文化空间的因时而变、融汇出新，推动了中国现代新潮文化在拉美青年群体内部的广泛传播，改变了以往陈旧的“唐人街”形象。如今，布市中国城早已发展为布市重要的商业区和旅游景点，嵌入当地城市规划和旅游业发展布局的程度不断加深[17]，也深度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阿根廷华裔主持人、中国城扩建项目负责人之一林文正兴奋地向笔者说道：“以前只有我们中国人来这边买东西，有一天我看到阿根廷的大厨师都来这边买鱼——因为我们这边的鱼是全国最新鲜的，很多人都来这边买东西！”（访谈：林文正）如果说中国城最初是文化认同与生存需要的产物，发展是出于经济驱动，那么现阶段布市中国城正进行的“Via Viva”扩建项目，则是一种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文化主体性觉醒和文化身份回归。目前，中国城每年在春节期间举办文化活动，游客流量高达50万人，还设立了布市旅游观光巴士路线的中国城站。在此基础上，该扩建项目旨在于中国城内建设实质性的中国文化空间，包括已在2024年投入使用的中国城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于2024年打造一座中国文化广播电台，并计划将一座欧式古建筑改造为承载中国语言、历史、哲学课程教学功能的文化交流中心。（访谈：林文正）由聚居点发展为商业区，再转型成为人文经济综合空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国城的“在地化”转型，为推动中华文化在拉美深层次、多形态的传播进行了开创性尝试。
如果说中国城是历史上中国人员、商品、文化在拉美流动所形成的物质空间，当下广大中资企业则是中国在拉美形象的重要“自塑”主体，在开展贸易往来与经济建设的同时，推动着中国文化与拉美本地文化的创新性融合，在企业内外皆为跨文化传播打造了高质量新空间。对外传播层面，中资企业一方面通过高质量产品、便民服务与基础设施展现中国智慧，并积极搭建中拉经贸文化活动的桥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强国”“技术大国”的中国形象在拉美传播；另一方面结合当地社会需求与文化特点开展弱势群体赋能等公益项目，以实际行动传播社会公平、性别平等等中国理念，也有助于打消当地民众“中国威胁论”的疑虑。同时，中资企业内部在属地化建设中的跨文化传播与融合则更为生动。以某中资企业的一家拉美代表处为例，一方面，其始终坚持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内核，如在办公区域多处张贴着“All for fight,all for victory”“英雄辈出，千军万马上战场！”等激励性的双语标语，把当下重点项目的工作室挂牌为“WAR ROOM”(作战室)，从而向本地员工传达奋斗、高效的中国理念；另一方面，其充分把握跨文化实践的平衡点，不仅会在中国除夕夜举办公司“年夜饭”和年会，也会在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等当地节日举办相应活动，向本地员工传达中国诚意，传播中国文化。一名当地员工表示，在加入该公司前，他和身边人都对中国企业文化存在一定偏见，认为工作辛苦且缺乏表达观点的自由；但工作三年后，他不仅在充足的自由下激发了工作主观能动性，也在完成KPI的过程中感受到纪律的意义，体会到中国文化的智慧。（访谈：当地员工）通过物质生产、社会服务和内部建设，拉美中资企业塑造和更新了新时代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让越来越多当地民众以企业为桥梁了解中国理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拉美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转向“生活世界”：中国文化在拉美传播的认知启示
如上所述，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离不开宏观的全球政治经济演变背景，也需从个体与群体的身份认同、意义以及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来理解文化。针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宏观政治经济分析与作为日常实践的文化分析脱节、媒介中心主义以及对“文化”概念存在本质主义理解偏颇等问题，笔者之一早在2008年就通过与具有亚非拉文化背景的学者合作，提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研究框架[18]。这一框架中的“跨文化”概念，可以追溯到拉美后殖民语境中古巴学者菲南多·奥梯茨提出的“transculturation”一词，特指殖民主义扩展中不同文化体系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碰撞所导致的文化转型过程[19]。因而，以“transcultural”概念所包含的碰撞、转型、创新内涵来分析拉美的社会文化尤其在全球体系内中拉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可谓这一理论概念对于其所产生的“原创地”的再合适不过的“回归”。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文化本身意味着杂糅，是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不存在纯粹的、单一的、本质主义的文化。与此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权力转型、人类文明交融的背景下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努力，尤其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又为超越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特征的不平等文化宰制和巩固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跨文化传播意味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条件下，在对彼此文化有充分的认同和自信的基础上，超越原有文化边界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型，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和实现“共可能性”愿景的必由之路[20]。
从本文案例分析中，随处可见中拉之间复杂的文化碰撞、交融、转型。这些成功的范例与潜在的张力启示着，为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拉传播格局，需要从认知层面实现“生活世界”转向。在此基础上，我们指出增强文化自信、融合转型创新、联结地方特色、聚合多元主体、浸润生活空间、发展人文经济等启示，并强调要注重文化的杂糅性、地方性、人民性和物质性，以期从文化的内容与空间、来源与对象、主体与形式等方面，为对拉跨文化传播提供具体的创新思路。
在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路径中，增强本民族文化自信，同时促进文明互鉴与文化融合转型，是一体两面的基本要求，二者不可偏废。
上述深入拉美民众日常生活与真实情感的案例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坚定、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是对外传播的第一步。首先，无论是春节庆典、川剧演出还是彩灯嘉年华在阿根廷、智利的火爆程度，都说明当前中华文化在拉美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用充满特色的传统文化乃至“文化刻板印象”来激发对于中国尚且缺乏了解的拉美民众的好奇与兴趣，仍是必要且有效的。相反，2024年“FESILUZ”彩灯节为迎合当地受众而采取减少传统中国符号、引入恐龙元素的创意举措，导致部分受众质疑其“背离”了中国彩灯节的初心，这也提出了关于文化融合如何避免浅层次“迎合”的问题。其次，在各类活动中，舞龙舞狮、武术、龙舟和中医活动的参与者皆以当地人为主而非华人，武术和中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拉美的广受欢迎，更证明了中华文明底蕴的感召力与影响力，这些基于养生实践的日常文化形式，既能吸引当地民众对东方“神秘”医术和炫酷武术技艺的好奇，又有其治疗的有效性或是促进身心健康的内涵作为硬实力。讽刺的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话语霸权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中医与武术在中国国内备受污名化，龙舟、舞龙舞狮等民俗也在年轻一代中受到冷落；哪怕在阿根廷武术协会，也较少有华人子弟学习武术，最出色的亚洲学员反而是一名日本人。因此，上述正反面案例以及“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反差，皆说明了加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挖掘、增强文化自信主动推介中华文化的重要性。
同时，做好对拉文化传播，要在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拉美各国文化，在文化内容、形式与空间等多个层面，注重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转型。诸如成都川剧院在台词中融入西语元素，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国城在增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与时俱进、对亚洲各国文化兼容并包，都是成功的融合案例。而更重要的是，在西方文化工业世界霸权形成的过程中，也提供了如圣诞节、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多个跨文化传播样板，如何在形式上加以借鉴并在内涵上予以批判、在价值上成功超越，或许是田野考察中拉美人民带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智利春节庆典与“璀璨华灯嘉年华”的实践，拉美民众面对中国元素甚至中国面孔时的热情“打卡”，已在呼唤有中国文化主体性与世界文明共通价值的主题文化乐园的诞生。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漫长历史与丰富文化资源中，如何挖掘出一批有代表性和传播力的“文化IP”要素，并进行融合转型，创造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推出中国版的“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是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命题。
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由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组成，抽象意义上的、单一同质的中华文化并不存在，而瓷器、京剧等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其原本也是地方性的文化形式。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只注重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进行推介，而忽视各地文化的丰富特色，容易造成传播叙事的空泛化。联结地方特色进行跨文化传播和人文交流，是契合中国文化国情和国际传播现实、促进民心相通的有益方式。
首先，要挖掘中国地方文化资源，激发传统地域观念动力。一方面，中国地方文化的丰富种类与独特魅力是联结地方特色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宝贵资源，川剧等地方戏曲的海外巡演便是颇为成功的案例；而笔者团队在智利龙年春节庆典中展出的数百张中国乡村摄影明信片备受欢迎，也充分说明中国乡村文明的新鲜吸引力，以及通过讲好乡村故事来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传统的亲缘观念和乡土情结是联结地方特色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动力。在阿根廷等华人较多的拉美国家，各大中国地方商会作为各类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赞助方，往往以其地方特色文化为首要载体传播中国文化，这种自发性的传播不易受到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要重视拉美国家的地方自主性，加强中拉地方联结。在许多拉美国家，地方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地方行为体相对独立性强，受国内外政治因素干扰较少，往往从地方实际需求和文化特殊性出发作出自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决策，这使得基于地方联结的跨文化传播具有现实可能与意义。2023年末，阿根廷极右翼新总统米莱当选，拒绝加入金砖国家，中阿关系陷入紧张。然而，据笔者的实地调研，阿根廷作为联邦制国家，其地方行政单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大自主权，如火地岛省、萨尔塔省政府以及部分公立高校等均明确表达不支持新总统的对华立场，而是迫切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其中，位于阿根廷西北部、安第斯山脉以东的萨尔塔省由于其具有丰富矿产和能源资源的特殊性，在与中国的经贸投资合作方面一直走在阿根廷全国前列，也由此生发出各类中阿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国文化在阿根廷西北部地区的传播。因此，在当前拉美国家政局摇摆多变、美国加强在拉美势力投入与地缘政治威胁的情况下，注重对拉美地方、民间开展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为提升中华文化在拉美的传播力影响力指明了新的方向。通过联结地方的跨文化传播，将宏大的国际视野聚焦于具体的地方实践，从中国乡村、地方、民众的文化走向全球人民的生活，从局部互通走向整体相知，有利于实现国际传播和人文交流的理想愿景。
在中拉人文交流的早期历史上，定居拉美的华商与华工群体是文化传播的主体，为中拉文化相知相通打下重要民间基础。在当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官方力量往往在人文交流中起着主导作用。而整合海内外多元传播主体力量，发挥各界优势，凝聚创新活力，是进一步提升对拉跨文化传播成效的重要思路。
首先，要尽可能调动多元主体，整合驻外使馆、孔子学院、当地政府、各华人华侨社团、中资企业、中文学校、华文媒体等多方力量，且动员国内高校、企业等相关机构与其达成合作，贡献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内外合力；善于发挥青年群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力，创新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形式。其中尤其要充分发挥在拉华人华侨的力量，给予足够的关心重视与资源支持，既包括政治与经济支持，也包括授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大使/传播驿站”等来自官方的荣誉认可。不论是以林文正为代表的当地二代、三代华裔，还是像陈敏这样已深耕拉美十七载的第一代海外华人，他们都拥有“双重文化身份”，在语言、文化和心理层面实现了中拉文化“共可能性”的深度融合。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他们强化了在个人生活与事业发展中自觉传扬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已成为绝佳的拉美中国文化使者：“我想让阿根廷政府看到我们今天华人华侨的新形象，我们有态度，有想法，又懂得如何合理争取，同时也表现出我们在积极参与到主流社会中，我们要把中国城这张名片联手当地政府推向全国，甚至世界。”（访谈：林文正）
同时，需要探索出完善的对外传播文化产业体制机制，寻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建立可持续的文化传播模式。以智利彩灯节等文化活动为例，一方面，由于其经营主体为企业，整个活动在落地以及与当地政府、民众互动时有着中国官方机构无法代替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需要积极引导此类商业性文化传播活动并为其提供一定支持与保障机制，使其兼顾文化产业运营的商业效益与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使者的文化效益，打造良好的形象口碑，实现长期且稳定的文化、经济双丰收。
跨文化传播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多重案例表明，对拉文化传播需要加强对拉美民众日常生活的浸润融入，涵盖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娱乐消费、社交认同、身心健康、自我实现等不同层次。
首先，要捕捉拉美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日常兴趣点，开展有效精准传播。例如，针对拉美民众对生肖运势等中国文化符号的突出兴趣，以“2024阿根廷中国春节文化之旅”之名串联起的系列活动，在春节前后的两周内，设计“十二生肖文化站”，每个站对应一个生肖符号和一项庆祝活动，增添了春节仪式的趣味性、连贯性和层次感，提升了春节文化系列活动在阿根廷社会的吸引力和传播力。此外，不少拉美年轻人也向笔者表达了对某些中国电视剧、明星以及TikTok上中国网红的关注，汉服妆造、中国美食在各类庙会庆典活动中尤其受欢迎，因此，开展关于拉美民众的中国印象、中国兴趣的系统性调研，并将其中的重要元素融入线上线下活动，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而在文明互鉴与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中，文化不仅是观赏性的文化符号，或是娱乐性的文化消费，更是融入日常生活、有益于生命的文化理念。因此，要加强针灸等中医药知识与技术，以及武术、龙舟、乒乓球等中国特色运动在拉美的传播，使其更进一步成为拉美民众医疗选择、运动体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同时，要加强经济领域的物质联结基础。其一，要发挥“空间在场”的直接传播力。民众日常生活的开展都要基于特定的空间载体，从火锅店、奶茶店到中国城商区，从成为阿根廷首都新地标的中国工商银行大厦以及数量众多的ICBC网点，到智利首都街头的比亚迪纯电动公交车，不同层次的空间与文化符号触手可及，逐渐加深了“中国元素”在当地主流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嵌入程度。其二，要重视人文经济的融合影响力。人文精神一直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的深处，人文经济学这一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引发的崭新理论命题，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具有开阔的世界意义[21]。现有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讨论倾向于将文化与经济分隔，而事实上，西方文化霸权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吸引力树立的一条重要路径也正是通过时尚、餐饮等各类全球品牌以及西方跨国集团企业文化的推广。当下，我们更应充分发挥出中国品牌与中国企业的人文精神内涵。基于以上两点认识，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增强中国超市、中国城等传统中国商业空间在拉美民众日常消费生活中的影响力，并促进拉美中国城转型升级为富有人文内涵的综合性的中华文化传播空间。另一方面，要充分激发在拉美的中资企业及其员工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主体的潜能，通过中国产品服务的输出、企业品牌形象的打造、对内企业文化的建设，在经济活动与人际交往中，立体地传播中国文化。总之，不能脱离普通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单纯追求“高大上”和“形而上”的文化“走出去”。
四、迈向“命运共同体”：对拉文化传播的价值目标
文化来源于生活、落地于生活，但文化也总是关乎政治。从世界信息、文化、传播秩序的角度观之，中国文化在拉美的传播处于与欧美文化、日韩文化等相对强势文化的竞争之中，这也是一场对于全球南方文化话语权的战略争夺。基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与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地位，欧美文化的深厚影响不必多言。而作为欧亚同盟的日韩近年来也加大对全球南方地区的文化输出战略，通过动漫、音乐、影视剧等流行文化吸引了众多年轻受众。尽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拉美民众对遥远亚洲文化的兴趣，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接触中国文化的桥接“跳板”，但日韩文化产业终究是以资产阶级文化为价值内核、内嵌于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秩序链条中的被动一环，甚至其文化战略与成功渗透可能只是美国在拉美地区扶持其东亚盟友的表现。在这样的语境下，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以及对流行文化力量的盲目追捧，转向第三世界民众的“生活世界”，回归作为跨文化传播主体与对象的“人”与“心”本身，发展以民间交往形式为主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拉传播格局，从而突破欧美日韩强势文化的宰制，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更进一步，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增强对拉文化传播能力与效果应追求以下三个层次的价值目标。首先，为了建设良好中国形象。通过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中国文化，使拉美民众冲破媒介建构的偏见，认识真实的中国与全面的世界，增强中华文明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播力影响力。其次，为了丰富世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基于赵汀阳的“共可能性文化循环”，“跨文化并不是指像人类学家那样以局外人的眼光对外来文化进行考察，而是将他者内化吸收，并最终融合成为自己一部分的过程”[22]。人类社会远不止基督教这一种值得学习的文明，也不止现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种值得过的生活。异彩斑斓的中国文化在拉美大地的传播，将会为丰富拉美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资源与养料，使其在异文化的审美体验与娱乐享受中，在身心和谐的生活理念中，共享并内化适合自身的美好价值，获得更丰盈幸福的人生发展。最后，为了全球南方国家、人民的文化交往与团结合作。同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与拉美有着共同的对发展的渴望、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新秩序的期盼，却面临美西方在中拉之间、在全球南方内部的挑拨与分化。在上世纪红火的世界革命年代，毛泽东等中国革命家的理论书籍曾鼓舞与指引了拉美的革命斗争，而智利著名左翼画家万徒勒里也曾用热情的画作展现新中国的建设图景和中智两国绵长的友好情谊。“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今天，我们同样希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能成为促进中拉人民心与心相通、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钥匙。而中华文化在距离最遥远和文化异质性最强的拉美地区的有效传播和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或将为全球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探索。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23年度委托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研究”（批准号：2023MYB012）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子项目成果】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月枝，王欣钰，王一竣.中华文化在拉美：“生活世界”里的多形态传播实践及其启示[J].青年记者，2024(10):6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