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占沈阳，位于城中心的张作霖府邸成为他们垂涎的对象。日军将大帅府包围，一楼抢劫一空后，他们迅速冲入二楼，从张学良卧室里，端出一个保险柜。每个人眼睛都睁得老大，面对这个神秘箱子，他们幻想里头装着金灿灿的金银财宝，或是盖着红印章的机密文件。
谁知，在日军打开保险柜后，无不眉毛低垂，神情沮丧。原来里头唯一值钱的东西，竟是一块银元。
1929年年1月11日，凌晨三四点。王家桢家的电话突然响起，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此时正值沈阳最冷的季节，外头风雪肆掠。王急忙从被窝爬起来，揉揉熟睡的眼睛。只听仆人朝他大喊“大帅府来急电，总司令请您过去”。
王家桢吩咐仆人准备汽车，心想一定是“少帅打了一宿的牌，散局后忽然想起什么事叫我去”。王并没有慌张，穿好衣服，适时梳理一番。他觉得“也许等我到大帅府，他已经熟睡了”。
当汽车驶入大帅府西门口，一队士兵荷枪实弹，正对过往车辆行人进行检查，司机趁着堵车间隙，对王家桢说“昨晚半夜，少帅把杨督办、常省长的汽车扣住了，直到现在他俩都没出来”。
一年前，即1928年，时任外交处长的王家桢时常从土肥原贤二、或秦真坎等日本高官那，听到杨宇霆的消息，大都是些毁谤之类的言语。
王家桢猜想；这次定是张学良受到日本人的挑拨，将杨宇霆和常荫槐扣押起来。当他进入大帅府一楼大厅时，发现一个人人对他摆手，似乎在说不要进东屋。以前老帅张作霖在的时候，东屋是接待客人的大厅，因室内陈列两只东北虎标本，故又名“老虎厅”。
就在这时，张学良从西屋门口探出头，对王说“好，你进屋来！”王家桢随之入屋，大厅内满是人，当时东北所有重要人物无不齐聚于此，如张作相、万福麟、孙传芳等人。张学良把王家桢招呼到内屋，吩咐他到秘书长那看看他们草拟的电报，让他向日本解释清楚今天发生的事情。
电报室内，嘀嗒、嘀嗒的电报声时常响起，秘书长站着，办公室主任坐在椅子正拍着电报。王家桢坐在一旁阅读，电报很长，纸在地板上叠了好几卷。当王读到最后两个字“正法”，惊出一身冷汗“怎么？正法？”一旁的秘书长郑谦淡淡地说“两具尸首还在老虎厅里呢！”
自1928年，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后，杨宇霆仗着自己原来是张作霖的左右臂膀，对继任者张学良十分不满，如张学良东北易帜，杨却跟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眉来眼去，最让张学良无法容忍的是，当时已有不少人趋附在杨宇霆门下，跟张学良公开作对。
就在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和心腹常荫槐一同会见张学良，他们主张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商议由常任督办，让张学良只需签字即可，他们已替张学良写好了任命书。
少年张学良
张学良实在气不过，吩咐他俩晚饭后再来，到时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谁知道，等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踏入大帅府时，迎接他们的是六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当王家桢完成张学良的任务，回到大帅府复命时。他发现士兵们正用地毯将杨、常二人的尸首从老虎厅抬出来，西客厅的人也全散了，张学良从一张小床跳起来“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咱们可得好好干，若不然有点对不起凌阁（杨宇霆的号），翰香（常荫槐的号）在地下”
据说张学良在下定决心杀杨、常之前，犹豫不决。最后在一天夜里，他用一块银元占卜：假如银元的袁大头面向上：那么杨、常二人可杀；如果袁大头朝下，那么就放杨、常他们一马。张学良将银元一连扔了三次，每次都是袁大头向上。
用于占卜的银元对张学良意义非凡，被他当作纪念品，锁进保险柜里。直到“九一八”后，日寇将那块银元重新拿出。
据王家桢回忆，他跟杨宇霆并无深交。印象最深的一次谈话，是他一提到张学良，嘴角歪斜，露出一脸的轻视，他认为张只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
杨宇霆（1885-1929）
能不能放过杨宇霆等人，将他们囚禁起来，日后视情况再委以重任？事实上，自从杨、常二人以叛变罪处决后，东北的政治气氛为之一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得到空前提高，人心统一，若是妇人之仁，留杨宇霆、常荫槐这两个祸害，东北政局只会人心散漫，意志怎会统一！
这实在是少帅不得已使出来的壮士断腕之计，由于张学良多少念及袍泽之意，将一半希望寄托在银元身上，只怪杨宇霆运气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