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春秋5000
编辑||杨伦清
新中国革命最开始把土地分给农民，最后为何搞集体经济？本文或许给你一定的启示
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开始了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
这个情节在很多影视剧里都上演过，陈毅、陈云等人都出现在影剧中，这次斗争被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投机资本受到致命打击。按中共的理论，商业投机资本自然是有害而无益；
《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
然而，这次斗争伤及了整个私人工商业，导致市场萧条、商品滞销、开工不足、失业增加。
1950年1～4月，14个大城市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商店9347家，全国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上海陈毅市长向中央报告，3、4月上海人心浮动，市面上发生零元购、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资产阶级再度惶恐不安，上海有300名厂长经理逃至香港，有的要求把工厂“献”给国家。
此时，党内不少人产生了趁势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希望通过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挤掉私人资本主义，并把资本家要停工的工厂接收过来。
“常常在经营范围、价格政策、原料供给、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故意为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企图早日挤垮资产阶级”。
看过《大宅门》电视剧就很清楚了，郑老屁的孙子郑三旦就是里面的积极分子。
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不过，毛泽东这时并没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把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而社会主义前途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这个前途是毛泽东多次公开亮明了的，对各阶层包括民主人士来说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他们向往还是恐惧。
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曾有民主人士主张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大家看：
“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
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
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目的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
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制约。
当时不少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
更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民主党派任务已了，已无存在的必要性。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针对党内急躁情绪做说服工作。
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工商业，通过为私商让出一定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货、调整税负等措施，帮助私人工商企业渡过难关。
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
“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不过，毛泽东是从策略上提出问题的。
当时，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但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仍然严峻；3.1亿人口的土改尚未开展，尤其是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恢复起来尚待时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以避免“树敌太多，全国紧张”。
当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上说，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安抚党外人士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多年。”
13日，刘又说：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占40%～50%，哪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年。
到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而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首先出现了分歧。建国之初，全国农村分两块：
一块是老区，土改已经多年；
一块是新区，土改尚未开展。
关于新区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此前，3月12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了保存富农经济的5个理由，即保存农村较高的生产力、减少土改阻力、消除中农疑虑、避免社会动荡、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等。
显然，这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出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甚至抵触，贫雇农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
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都有报告，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够分，不动富农，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有些地区为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拔高成分，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定为地主。
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布告，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政策，以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
其实，在1948年7月那篇《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就已经预料到分化的趋势，当时认为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是不可怕的”，“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甚至批评说，“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
然而，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对现实选择时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