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韩起澜 译者：卢明华
在上海，籍贯承载着族群的含义。它是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建构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我们 /他们两类划分借以立足的基础；也是主张和建构本土身份过程中最经常地求诸和操纵的界标。不能把苏北人简单地说成是一个移民群体或下等阶层，尽管他们二者兼而有之。只有把苏北人作为一个建构中的族群来理解，一如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或奇卡诺，以原籍为界的不平等结构和社会建构过程才会呈现出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籍贯的公示或归属所蕴含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地名的字面意义，而地名本身就可能是社会和历史建构的。因此，苏北不是指一个自然地点本身，因为这个地点实际并不存在。
如果说族群概念一定要有人们关于共同语言、血统和传统的信念——如果仍然把族群理解为原始纽带的一种运作——那么，说苏北人是族群将是一种严重的扭曲。但是，正如从艾布纳·科恩到詹姆斯·克利福德的人类学家们所论证的，共同语言与文化之类的概念本身是在历史上建构起来的，只有在同其他语言、文化和传统相比较时才会产生意义。因此，比如，墨西哥的北方人和南方人很可能从未想到过他们是讲同一种语言或有着同一习俗的，江苏北部不同地区的人也莫过于此。但是一旦墨西哥人移居美国，他们就作为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被混为一谈了。换句话说，他们有共同语言的信念，只有在把他们同北美人相对照并被后者界定为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类别时才出现。只有在他们移居时，他们才有了族群身份。同样地，正如柯娇燕关于中国满族的研究所表明的，在清代逐渐被认为是满族和自称为满族的人实际上在地理上、语言上和文化根源上是极其多样的。满族这个类别根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把他们引向同汉族接触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获得意义和改变意义的。
苏北人在移居江南和上海之前，同样没有相同身份人群的意识，没有对于共同传统、语言或习俗的感受，抑或是同乡之感。苏北这个地名和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并不存在。它们不是由苏北人建构的，而是由江南人建构的。在江南人看来，没有一个客观界定的叫作苏北的地方存在，这无关紧要。他们建构并界定了它，但并不总是自觉地或有意地，并不总是一贯地建构和界定它的。在他们看来，苏北首先是一个把来自北方的穷苦难民划为一类的术语，并以此来突出他们自己与这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江南人为了捍卫他们的优越感，可能夸大了语言、个性、文化乃至地理上的区别。
相信苏北是一个地方和苏北人是存在的这种信念，也许很可能是定居上海的江南人带来的。但是在上海，建构苏北人这个类别的过程加剧了，并有了全新的含义。从19世纪中期至1949年，来自江苏北部的人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以逃离贫穷、洪灾、干旱和战乱。尽管人们用尽气力阻止他们在上海定居，但许多人还是住了下来，搭建了临时住房，有的以船为家，或者用芦苇和他们能找到的其他碎片零料盖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接受了自己是苏北人的定义。20世纪30年代，苏北人的棚户区围绕外国租界形成了几乎是完整的一个圈。苏北人拼命干活，缺乏能胜任较高地位工作的技能和教育，无法建立能使他们进入这些工作的私交和组织关系，因此只能去干拉黄包车、当码头搬运工、贩卖蔬菜一类的职业，偶尔进厂干活。雇主和江南籍工人的歧视进一步促使他们只能从事那些工资低的力气活。
苏北人当然是移居上海的难民、棚户区居民、苦力劳工。他们甚至可能是上述这些集团的多数。但是，苏北身份有其自身的生命，它源于但并不限于苏北人自身经验的现实。因此，苏北其名被加诸几乎所有被人鄙视的集团身上：苏北难民、苏北棚屋居民。一个人并不非得是来自江苏北部才被称为苏北人。而且，非苏北身份的确立往往是人们为争取地位、好工作和自尊感而使用策略的基础。
对于江南人来说，苏北身份的建构和归属部分地确立了一个类别，对照这个类别，他们就能界定自己并最终以上海人身份自诩。江南情调界定了上海：逐渐被众人知晓的上海方言源自江南的吴语方言。它不同于并排除了苏北的方言；后来被界定为上海地方戏的剧种是以江南传统为基础的，与北方的淮剧遥遥相隔；上海烹饪也源于江南风味。做一个上海人就是要像江南“精英”那样文雅和精明，同粗犷的苏北人形成鲜明反差。苏北成了界定上海摩登的反衬。
受权刊发，选自《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韩起澜 著，卢明华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 也人 2024年10月。
由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江南人也许尤其亟须把他们自己同苏北人区分开。从19世纪中期直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解体，外国在上海的势力不可小觑。尽管无法知道假如上海不是一个通商口岸，苏北人是否还会作为一个族群起作用，但事实上，外国人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城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中国居民中，江南人本该是无可争议的精英，但他们总是从属于外国人。外国人把所有中国人都描绘成是不文明的和落后的人，这是上海人摩登的清醒剂，事情到这个地步，江南“精英”就比其他情况下更亟须制造另一个类别了。然而，苏北身份不只是江南人在上海作自我界定用的一面镜子。它也是暗指阶层的一种隐喻，因为苏北人的话语往往关乎贫富。甚至在江苏北部的人自己中间，苏北这个术语也意味着阶层，扬州人对待他们的更穷的北邻盐城人、阜宁人和淮安人的居高临下态度便是明证。
苏北人在上海的经历表明了籍贯的潜在阶层性。然而，正如族群不是阶层的同义词一样，也不能把籍贯简单理解为仅仅是一个暗指阶层的隐喻。这两者难解难分地连结在一起，但无论哪一个都不能归结为另一个。人类学家约翰·卡马罗夫指出：
族群及其意识的根源存于不平等结构的构筑过程之中，但是，一旦被客观化为借以组织分工的“原则”，族群就有了个人和群体不平等命运的首要推动者的自主性质。正如美国黑人工人阶级并不认为他们的黑皮肤是他们阶级地位的一种功能，而是把他们的阶级地位看作是他们的黑皮肤的一种功能一样，卢旺达的下等阶级胡图族或博茨瓦纳的卡拉加迪人也把他们的地位看作是他们的族群依属所致，而不是相反。
在上海也是如此，苏北族群有它自己的生命。因此苏北人认为他们低下的地位是其族群身份的一种功能，而不是相反。
苏北人自己很少抛弃其小地方身份以证明苏北意识，这同关于苏北人是个社会类别的信念几乎毫不相干。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江南人是“精英”，因此有更多的权力来确定有关按籍贯建构的社会类别和有关谁有资格称为真正的上海人的话语术语。苏北人有时对类别提出异议，但他们在争议中并不处于同等地位。人类学家布拉克特·F.威廉姆斯在一篇有关族群理论的批判性评论中指出：
有关在同一政治单位的居民中族群形成过程的人类学分析要求承认，并非所有的个人都有同等权力来固定我者 /他者身份形成之坐标的。个人也不是同等有权宣布放弃选择身份命名过程，以便成为隐身者使对方的明显身份难以对照衡量。一旦我们问问那些认同自己为一个特定族群身份的人是否也能成功地对这个族群身份化说不，则所谓我者和他者的集团归属是在平等基础上划定的这种幻觉便悄然消逝了。如果他们的集团在这个政治单位中成为有支配权力的集团，这样的说不才有可能。
在上海，江南人是占有优势的族群，有权论定我者和他者。相反，苏北人不能“宣布放弃选择身份命名过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苏北人是族群形成过程中消极被动的行为体。他们也许不处于同等地位，但他们的确或多或少提出过不同于精英所强加的那些类别，这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对于许多江苏北部的人来说，江淮身份比苏北（或江北）身份更有意义。而且，他们通过坚持其本土起源和身份，抵制了充满负面情感的苏北类别。有时候，他们也明确地对归诸他们的负面特性提出过异议。
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整个近现代上海的发展中，关于苏北人类别的信念及对苏北人的偏见是流行思想中的不变因素。不过这些信念和偏见的强烈程度很可能因时而异，虽然难以找到文件佐证。更重要的是，信念和偏见的内容起了变化。对苏北人的偏见反映了人们对一个被认为是贫穷落后的人群的鄙弃。对穷人的蔑视可能是偏见中最持久的组成要素，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这种蔑视穷人的偏见理解为静止的东西，因为苏北人贫穷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初通商口岸上海的所谓穷的含义与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贫困含义很不同。实际上，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的贫困结构（那时以穷为荣）也不同于伴随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而来的贫困（那时“致富光荣”）。
对于中国史的学者来说，对苏北人的研究带来了如下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籍贯族群建构的历史大背景。自19世纪中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以来，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运动的主旋律：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反日爱国运动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族群身份竟是在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时期形成的。人们可能会期待汉族能有大的统一，而不是内部的隔阂。而且，民族主义与狭隘的地方主义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民族主义鲜有超越地方认同和忠诚的。即使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以死灰复燃的族群暴力冲突为主的一系列事件，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不禁为民族主义情感的外表之薄、崩溃之快震惊。也许更切合上海苏北人个案的是史谦德在他关于北京工人的研究中所提出的见解：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超越族群认同，倒可能提供了公开展示族群认同的场合。而且，族群认同的形成很可能有助于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令人不安的创伤性事件以结构和意义。
苏北人的经历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籍贯对于上海的独特性。是否只有在上海，籍贯才具有族群意义？对这个问题至少有四种可能的答案：只有在上海，籍贯才成为族群身份；在全中国的城市条件都可以成为族群身份；只有在通商口岸一类的城市里，籍贯才成为族群身份；在中国每个地方——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籍贯始终是社会建构的，且都体现在权力关系的体系之中。
人们可能会推测，在上海，有很高比例的人口由移民组成，这使上海的社会类别的形成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因为在上海，不论人们根系何方，几乎人人都是崛起者，移民群体争相使自己的等级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紧迫性。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在苏北人被建构的道路上设置了另一条界线，这点前面已经提过。只有在同样是通商口岸、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民城市的香港，才会谈到籍贯问题。人类学调查几乎全都认为或断言，原籍之根的确是作为香港的族群在运作的，籍贯形成了偏见和歧视的基础。也许不无讽刺意味，广东人中的偏见对象之一是 “上海人”——这个社会类别不仅由来自上海本埠的人，而且还有来自华中、有时甚至是华北的人组成。
籍贯的族群功能是否延伸至上海、香港等贸易口岸城市之外，此刻是无法断定的，因为尚无其他城市的研究把这个问题作为调查的聚焦点。史谦德的北京研究和罗威廉的汉口研究都描述了起了类似族群社会作用的原籍群体。但他们提供的资料不足以探索籍贯如何影响流行文化、阶级结构和社会冲突。汉口居民聊天中流露出他们对河南人的蔑视，令人想起人们对待上海苏北人的态度。河南人被人瞧不起，被认为脏，没有风度，人皆避免与之结为伴侣。一位武汉人追述了他孩提时拜访过的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学同班同学的家，他家就在所谓的河南村，这位武汉少年惊讶地发现同学家很干净。至少一位作家看到了北京的“类似苏北人”现象，在北京的三河县人，他们历来充当理发师、澡堂侍者、女佣，被北京人瞧不起。换句话说，进一步研究表明，籍贯的作用，至少在汉口和北京，或多或少与上海的情况类似。原籍族群在地方研究中的相对不显眼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是需要更仔细地观察它。将族群理论运用于上海苏北人的经历，使中国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历来在很大程度上被无视的族群、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映入眼帘。即使籍贯在中国并不总是具有——也许只是很少时候具有——族群含义，但对苏北人的分析显示，有必要大大修正对原籍的理解方式。不能再把它解释为字面意义上的、静态界定的、回答正式报表上要求填写问题的那个地点。一个人的原籍宣示不应当按表面价值加以理解。相反，籍贯——不论在中国何地何时——都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建构。为了揭示分析中国籍贯的新思路，这本有关苏北人历史的著作倚重于族群理论，这种族群理论并非主要来自有关中国或原籍本身的研究。相反，它聚焦于美国的移民和种族集团或非洲的部族集团。但是，研究中国背景下的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反过来凸显一定形态的族群认同——基于原籍的族群认同，这也许比以往已认识到的更加盛行于其他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本书涉及中国的族群建构，但是，籍贯的族群含义可能证明这绝非是中国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