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杨劲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第1-10页
春光最明媚的时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格奥尔格•本德曼，一位年轻的商人，坐在他自己二层的房间里，这所房子是沿河一长串构造简易的低矮房屋之一，这些房屋只是在高度与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写完了一封信，寄给一位在国外的少年时代的朋友，他悠然自得地封上信，然后将双肘支在书桌上，凝视着窗外的河水、桥和对岸绿色初绽的小山坡。
他寻思着，这位朋友对自己在家乡的发展十分不满，几年前就真的逃往了俄国。他现在在彼得堡经营着一家店铺，店铺生意刚开始时挺红火，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毫无进展，他返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次见面时都要诉一番苦。他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徒劳地苦撑硬拼，外国式的络腮胡子也难以遮掩他那张本德曼自小就很稔熟的脸，他的脸色发黄，像是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还在发展。据他说，他与当地的本国侨民没有真正的联系，与俄国家庭也没什么社交往来，已安下心来一辈子过单身生活了。
给这样一个人写信，该说什么呢，他显然已误入歧途，本德曼只能为他惋惜，却爱莫能助。或许应当劝他重返家乡，在这儿谋营生，重新拾起所有的老交情——这不会有任何障碍——并信赖朋友们的帮助？可这无非是对他说，他迄今为止的尝试都失败了，他终于应当放弃这些努力，他不得不回到家乡，让大家瞪大眼睛瞧他这个迷途知返的人，只有他的朋友们理解他一些；无非是对他说，他是个老天真，现在该追随这些在家乡干得很成功的朋友们了。这话说得越委婉，就越会伤害他，说出来必定会使他痛苦，但能保证这样做有任何意义吗？可能连说服他回来都做不到——他自己都说，他已经不理解家乡的情形了——，这样，他无论如何都会留在异国他乡，这些规劝会伤他的心，他与朋友们就又疏远了一层。而他若是真的听从了劝告，在这儿却——当然不是大家有意为之，而是现实造成的——会感到沮丧，与朋友相处不得其所，没有朋友也不行，总觉得丢脸，这才真的再也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朋友；与其如此，他就这样继续呆在异国他乡，不是还好得多吗？鉴于这种情形，难道还能认为他在这儿真会东山再起？
由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保持通信，就不能真正告诉他什么消息，即便这些消息讲给交情最浅的人也无妨。这位朋友已经三年多没回国了，说是因为俄国的政局不稳，这个解释很牵强，政局再不稳定，也不会不容许一个小商人的短期出境吧，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还在世界各地游逛呢。就在这三年中，格奥尔格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格奥尔格的母亲大约两年前去世，从那时起，格奥尔格就同他的老父亲一起过，这位朋友后来获悉伯母的过世，在一封信中干巴巴地表示了哀悼，他的语气那么干巴，原因只可能是，为这种事而悲痛在异国他乡是不可思议的。从那时起，格奥尔格更果决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在生意上也是如此。或许母亲在世时，父亲在生意上独断专行，一直阻碍儿子真正有所作为。或许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仍在店铺里工作，却有所收敛，或许——甚至很可能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原因是碰上了好运气，不管怎样，他的生意这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员扩充了一倍，营业额翻了五番，今后无疑还会更兴旺。
这位朋友却并不知晓这些变化。以前，最后一次可能是在那封哀悼信里，他还试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向他描绘，如果格奥尔格在彼得堡开一家分店，前景将会如何。他所设想的数目与格奥尔格的商行现在所具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格奥尔格一直没想写信告诉这位朋友自己在生意上的成功，而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才提这事，真会显得奇怪了。
因此，格奥尔格给这位朋友写信时，就只讲些无关紧要的事，就像在一个安宁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回忆中纷乱涌现的琐事。他只是不想破坏这位朋友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对家乡己经形成并乐于接受的看法。于是，格奥尔格在三封相隔时间很长的信中，都向朋友报告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与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结果完全与格奥尔格的初衷相悖，这位朋友开始对这件怪事产生了兴趣。
格奥尔格却宁可给他写这种事，也不愿坦白，他自己一个月前与一位富家之女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他经常向未婚妻说起这位朋友以及与他通信的特别情形。“那他绝对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可我有权利认识你的所有朋友。”“我不想打搅他，”格奥尔格回答道，“你别误会，他多半会来的，至少我相信这一点，但他会觉得很勉强，受伤害，他可能会羡慕我，肯定就会不满，却又无法消除这种不满，就这样孤零零地踏上归程。孤零零地——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知道，难道他不会通过其它途径，获悉我们结婚的消息？”“这我当然阻止不了，不过，就他的生活方式而言不大可能。”“你有这样的朋友，格奥尔格，那你原本就不该订婚。”“是呀，这是我俩的错；但我现在也还会这样做的。”她在他的亲吻中急促地喘着气，还是说道：“这其实伤了我的心，”他一听这话，就确实认为写信把一切都告诉朋友，倒也干脆明了。“我就是这样，他爱怎么看随他的便，”他寻思着，“我总不能为了这份友谊，为了可能更合他的心意，削足适履。”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在这封长信里的确告诉了这位朋友已经发生的订婚之事：“最好的消息留在最后头。我与一位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你走了很久以后，她家才搬到这儿来，所以你肯定不认识她。关于我的未婚妻，我日后还会有机会讲得更详细些，而今天，告诉你我很幸福就够了，这对于我俩的关系，惟一的改变就在于，我现在不再是你的一位普通朋友，而是一位幸福的朋友。另外，我的未婚妻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她不久就会亲自给你写信，她会成为你的一位真诚的女友，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这不会是无所谓的吧。我知道，你百事缠身，难以成行。那么，借我的婚礼之机，你能把所有阻碍一股脑儿地抛开吗？不管怎样，别有任何顾虑，按你的心愿做。”
格奥尔格手拿这封信，久久地坐在书桌旁，面向窗户。一位过路的熟人从街上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
他终于把信放进衣兜，走出房间，横穿过一段短短的过道，来到父亲的房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来这儿了。平时没有必要过来，因为他与父亲在商行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在同一家餐馆里吃午饭，晚饭自便，各吃各的；晚饭后，他们还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坐一会儿，常常是各拿一张报纸，如果格奥尔格不是——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去看他的未婚妻。
格奥尔格吃了一惊，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父亲房间里竟如此昏暗。大片的阴影是狭窄庭院对面的一堵高墙投下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摆着格奥尔格亡母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将报纸举到一侧，以弥补某种视力缺陷。吃剩的早餐还摆在桌上，看上去没吃多少。
“啊，格奥尔格！”父亲说道，朝他走来。他走路时，沉重的睡衣敞开了，睡衣下摆在身体四周飘动着。——“我的父亲仍然是个巨人，”格奥尔格想着。
“这儿太暗了，”他说道。
“是的，是很暗，”父亲回答道。
“你把窗户也关上了？”
“我情愿关上。”
“外面真暖和呢，”格奥尔格说，像是继续刚才的话题，他坐了下来。
父亲收拾起早餐的杯盘，把它们搁到一个柜子上。
“我其实只是想跟你说，”格奥尔格继续说道，心绪茫然地注视着老人的一举一动，“我还是往彼得堡写信讲了我订婚的事。”他将信稍稍抽出衣兜，又放了回去。
“往彼得堡? ”父亲问道。
“就是写给我的那位朋友，”格奥尔格说道，搜寻着父亲的眼睛。——“他在店铺里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想着，“瞧他现在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双臂交叉在胸前。”
“对。你的朋友，”父亲加重了语气。
“你知道的，父亲，我起先并不想告诉他我订婚的事。这完全是为他着想，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也知道，他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我寻思着，他可能会从旁人那儿得知我订婚了——这我可阻止不了——，即便就他孤独的生活方式而言，这几乎不可能，反正他至少不该从我这儿知道这事。”
“那你现在又改变主意了？”父亲问道，将大报纸搁到窗台上，把眼镜放在报纸上，一只手捂着眼镜。
“是的，我又考虑过了。他既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我的幸福的订婚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对他和盘托出了，不过，发信之前我想跟你说一声。”
“格奥尔格，”父亲咧开掉光了牙的嘴说，“你听着！你为这事到我这儿来，想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定让你觉得自己很光彩。但你现在如果不把实情通通说出来，就全等于零，而且比这更气人。我不想提与此无关的事。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发生了一些不大体面的事。可能会有时间说这些事的，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早。生意上的一些事我不知道了，也许并没有瞒着我什么——我现在根本不想认为对我有所隐瞒——，我精力不济，记性也不行了。我无法再眼观八方了。这首先是年岁不饶人，其次，你母亲的过世给我的打击远比给你的大。——-不过，既然我们正好说到这事儿，说到这封信，格奥尔格，你可别骗我。这是件小事儿，不足挂齿的小事儿，你就别骗我了。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位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