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遇上了人生难题，她微薄的工资无力支撑她养活一个孩子和保姆。
于是，李讷人生第一次向父亲伸手援助，而一向倡导子女要自力更生的毛主席也破例帮助了女儿一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了8000元。
事后，毛主席又从稿费中拿出了24000元，分为三份，分别送给了江青、贺子珍、李敏各8000元。
当时，贺子珍正因身体原因住在上海华东医院，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然而，贺子珍却坚决不要，她表示：“我自己有补贴。”
但其实，光靠贺子珍微薄的补贴是无法支付所有医疗费用的，因此身边人都纷纷劝她先收下，要是用不了再退回去。贺子珍拗不过大家伙，便收了下来。
之后，贺子珍出院时果真用到了这笔钱，并且用剩余的钱买了收音机、录音机和一些生活用品。这几乎是贺子珍所有的财产。
1979年，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获得中央批准后，在女儿娇娇和女婿孔令华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
或许这次参观使得贺子珍再次想起了伤心往事，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她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只好终日住在华东医院，直至去世。
然而就在贺子珍去世后，却出现了荒诞的一幕。
据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回忆，贺子珍去世后，有一位姓徐的护士拿出了一份“遗言”，并以贺子珍的干女儿自居。
这份遗言里前三条都是关于护士自己的，说贺子珍在遗言里表示，录音机之类当时比较贵重的东西都留给她，只有第四条说将国库券留给李敏和外孙。
对此，贺小平嗤之以鼻，表示：“真是奇谈。”
据贺小平说，这位徐护士操着浦东话，而姑姑贺子珍操着永新话，两人语言根本无法沟通如何能够交心，“干女儿”更谈不上。
这是一段极小的插曲，贺子珍的亲人们并没有在意。关于贺子珍遗物的下落，记者王行娟通过采访李敏，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李敏说：“按照妈妈的一贯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以后都捐给公家了。”
而留给李敏的，只有贺子珍从苏联回来时拿的三只破旧的箱子。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中拿出一个小包，里面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
包钥匙的手绢也很有来历，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李敏告诉王行娟：“这是我爸爸送给妈妈的手绢。”
箱子里装的都是一些日用衣物，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在所有衣物中，两条西式裙子最为显眼。一条深蓝色仿毛料的，一条黑色绸质的裙子，又窄又小，腰围顶多二尺。这是贺子珍在苏联时候所穿的裙子，可以想象得出，当年的贺子珍是多么纤瘦。
在贺子珍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每本书中，都有贺子珍翻阅的痕迹，有的还有红铅笔在上面画了线，表示这是学习的重点。
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引起了王行娟的注意，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贺子珍想要记录的事情。比如谁来看过她、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家大事，以及报纸上公布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等等。
在1976年9月10日的台历纸上，贺子珍用红铅笔写下了两句话，正面是“文攻武卫”，反面是“人贵有自知之明”。
“文攻武卫”这句话是王行娟最熟悉不过的了，这是江青臭名昭著的一句口号，那么贺子珍反面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是在指明江青还是自己？王行娟不敢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