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世家大族政治的局面下,曹操的横空出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他的三道“求贤令”都凸显了他的人才观念,尤其是“唯才是举”,被人们津津乐道。

但如果与求贤令颁布的时间背景结合,就能看到曹操本人思想中的矛盾,和为了篡汉做准备的舆论工作。

01

建安年间的风向标

志在统一天下的曹操在赤壁被孙权、刘备击败后,于两年后的建安十五年第一次颁布了《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发现江南并不好平定,况且此时的马超在西凉蠢蠢欲动。更无奈的是,曹操在击败袁绍后统一的华北,并未来得及消化。

而且,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处是吸引了许多士人效力,但这其中许多士人的效忠对象却是汉献帝。

汉献帝进入许昌后,曾经一度恢复了三公朝见时的古礼,两个持戟卫士将戟交叉于三公脖颈前,然后带入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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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汉献帝当时发癫,来了次激情决策,曹操瞬间就会化为虚无。

当然,汉献帝在最初和曹操是利益共同体,肯定不会这么无脑。可对于曹操这样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忽悠别人卖命是可以的,让他自己献身是不可能的。

因此,曹操在之后,再也没有朝见过汉献帝。

曹操平定河北后,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邺城,从此与许昌的汉献帝成了两套班子。

赤壁之战后的曹操发布求贤令,目的很明显。

一是告诉天下士人,除了大汉之外,有另外的堂口可以投靠;二是擢拔更多人才,应对接下来的军事、政治行动。

在建安十九年,曹操击败马超、韩遂,且杀了伏皇后的情况下,颁布了第二道求贤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代表着,曹操功业的进一步加强,话语权的进一步加大,自然与汉献帝的冲突就越来越强烈。

此时再度强调求贤,并且针对人才的能力和品德进行讨论,是曹操对汉末世家大族、名教社会选拔人才的叛逆。

自然,曹操意欲以魏代汉的目的就凸显了出来。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由魏公进爵魏王,且收伏了张鲁,颁布了第三道求贤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第一次提到了“至德之人”,这是与前两道片面强调能力的最大不同。

曹操的爵位已经位极人臣,再进一步便是直接取代汉献帝,“逆取”而“顺受”,曹操自然希望在篡汉后,魏国的大臣能够德才兼备,尤其是对魏忠诚。

02

曹操的内心矛盾

三道求贤令,是曹操在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

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这是时人黑他的一个理由。曹操年轻时,其实也曾经尝试打入名士的圈子,奈何效果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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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雄逐鹿的年代,曹操因为杀了名士边让,而被张邈、陈宫等人驱逐。在兖州没有背叛他的就剩下了程昱、毛玠等“文吏”。

因此,曹操对名士的厌恶,名士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始终存在。

加上,曹操骨子里的权变诡诈,本身就有反传统的思想基础,所以,有了现实中的遭遇,这就坚定了曹操对名士的排斥。

三道求贤令,更加强调人才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

况且,可能文吏出身的人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更为突出一些,曹操的求贤令是他本人性格、现实遭遇、现实需求三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然而,曹操虽然反名教传统,权变的性格又让他不得不表现出对“名教”的某些顺从(对名士肯定不能绝对排斥,不然荀彧怎么可能加入曹操阵营)。

“郑恽……高祖父众,众父兴,皆为名儒……太祖闻其笃行,召为掾。”

这就纯粹是因为德行而被曹操征召的例子,并且,在某些时候,曹操所任用的人才还有重视品德高于能力的时候: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

崔琰被曹操委任负责典选举之事,曾夸赞崔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

而最后一道求贤令,是曹操为篡汉作进一步的舆论准备,想谋求世家大族的支持。

毕竟,魏王和皇帝仅有一步之遥。而完成这最后一步,需要的是世俗功业的更进一步,来增强自身的神圣性。

在不久后,刘备在汉中向曹操发动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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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曹操在汉中击溃了刘备,那就会加速他篡汉的时间。然而,此战却是刘备获胜,让曹操的计划不得不延后。

更让曹操憋屈的是,刘备的大将关羽在水淹曹军后,威震华夏。宛城的侯音等人反叛响应关羽,这直接威胁到了曹操统治的腹心地区。

在曹操出征的时候,邺城又发生了魏讽的谋反。魏讽的特殊在于,他本人是曹操的乡党,仕途多少受过曹操的照顾。

被自己人造反,曹操意识到,汉朝的拥护者仍旧不在少数。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历史的走向。

曹操假惺惺地说出了那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和那个积极推动自己加封魏王的他判若两人。

盖因,这让曹操没了称帝的信心,也宣告了求贤令的颁布,并未有效整合自身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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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能力胜于德行,肯定会在行政效率等现实层面的效果更为明显。

但这类人才同样喜欢在大变动的时候,提前布局进行新一轮的投资,毕竟,名教、德行这类东西对他们的束缚很有限。

终曹操一世,他都在反叛名教,又不得不服膺名教。而且,他的求贤令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助于篡汉,但也埋下了魏晋嬗代的一大伏笔。

03

没有陈平只有司马懿

曹操的三道求贤令,都提到了陈平,这位汉高祖的名臣。大概,曹操希望以陈平安汉的故事,找到能够安魏的人才。

陈平的绯闻且不必说,他的为人处事和政略能力,“阴谋”色彩更多一些。当然,将阴谋使成阳谋,是陈平的独到之处。

曹操麾下众位谋士中,按时间跨度和能力来说,贾诩可能更类似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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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曹操死后没多久,贾诩也驾鹤西去。

曹魏众位谋士中,没有陈平一类的人物,倒是有一个司马懿。

求贤令虽然没有彻底鄙视德行,但强调能力更多,那么忠孝这些东西都不如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要。

高平陵之变时,曹操时代的文臣猛将并不少,但选择为曹氏效忠的却没几个。

司马氏篡位成功,身边有很多帮手,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陈骞。

陈骞的父亲名字叫陈矫,曾经做过司徒,也就是宰相级别的官员。

陈矫本姓刘,过继给他舅舅后才改姓陈。他又从本姓刘家娶了太太,但按礼法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同姓不婚”。

陈矫因为这个问题被人抓了把柄,在官场上遭弹劾、打压。

但是曹操爱才,为了帮助陈矫平息舆论,专门下了一条教令,说这类事情要既往不咎,不许再拿出来说事了。

曹操肯定没想到,他全力爱护的人才陈矫,到他儿子陈骞,就积极地投奔到司马氏阵营当中去了。

像钟繇的儿子钟会、贾逵的儿子贾充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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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蜀汉是三国最早灭亡的政权,但诸葛亮的垂范效应在先,蜀汉仍旧有姜维这样的死忠骨鲠之士。

而曹魏被司马氏控制后,皇帝是一个傀儡,从实际意义看,曹魏才是三国最先退出历史舞台的。

司马光后来讨论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和曹操人才观的绝对对立。

在优先考虑德与才的时候,司马光认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这就是说选用小人,是他制住你。而选庸人,底线是你可以制住他。

其实,这两种看法不矛盾,司马光的看法着重于基本,是长时间的赛道;而曹操的看法更重视权变,着眼的是当前问题。

当然,对人才要求“德才兼备”,总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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