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曲阜姚村。位于曲阜西北角，离孔林西南角的院墙18里路。中国铁路交通的第一大动脉——津浦铁路就穿过我们村庄，我家的老宅子就在离姚村火车站不远的姚村街里。20世纪90年代以前，姚村火车站是一个停靠的四等小站，客货运都有。那里有德国人建的哥特式建筑——候车楼和售票房，石裙砖壁，粉墙红顶，上面耸着显眼的十字架——只是后来换成了尖尖的避雷针。怎么叫姚村？听老人们讲，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村里有姚姓人家居住，因此叫姚村。但就我所知道的，村里只有几户姚姓人家，少之又少，不足百分之一，且非土著，因此而叫姚村，使我颇感疑惑，又有些费解。又一说与孔子有关。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北上，途经姚村。牛马车辆被几个顽皮的孩子垒就的泥巴城阙挡住了去路，孔子下车问津，其中有一个孩子说，你是车绕城走呢，还是城绕车呢？孔子大惊，连呼后生可畏！绕城而过。后以讹传讹，“绕”变成了“姚”，“绕村”之说遂成“姚村”之名。
我家老宅子坐落在花棵河西岸青龙桥边。门口稍靠北一点，是一棵大槐树，树龄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树冠很大，遮天蔽日。每年嫩叶出来，都有邻里摘下来烧糊糊喝，绿澄澄，黏糊糊，很顺口，还消炎败火。
老宅子很大，坐南朝北，外门开在东北稍南，东向。按老家的说法和风水，东南门西南圈儿，堂屋坐北正朝南。大门若再朝南开一点就好了，但前面就是二伯父家的房子，正好挡住了去路。
老宅子的主体是三间坐北朝南的堂屋，正房，茅草土坯。童年的水果糖梦、少年的绮梦和青年的大学梦都是在这里起航。
堂屋的正中一间是公共场所，有条几，八仙桌，两把槐木椅子，还有饭桌什么的。烧香磕头都在这里。东间父母住，西间我们弟兄四个挤在两张大床上。冬天冷，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正好暖和。南窗是老式竖条木棂，中间有一小块一尺见方的玻璃，平常里窗棂都是用废旧的报纸或白纸糊着，只有那一方玻璃可以透光，尤其是冬天，天未曦，透过玻璃方知道外面的时辰。窗外是棵石榴树，树左是鸡舍，树右半人高的咸菜缸架在断裂的巨大条石上。石榴树上的麻雀最多，天还未亮，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等鸡叫三遍，就听见东间父亲的声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起床啦，该上学去啦！”
紧邻东山墙还搭建了一间小堂屋，像一位沧桑的老人拎着一个孩子矗立在那里。小堂屋因何而建不得而知，它比正房要低矮些。常常是家里来了客人才住。堂屋的西面是一间低矮的厨屋。里面堆满了柴草、杂物。土垒的灶台成为我们成长源源不断的能量供给地，灶台的红火为暗淡的童年增添了几多酱色。柴草也像人一样分类，平常烧的，燃值低，留下些豆秸儿、芝麻秆儿、棒子锤儿、花生秧儿，专等逢年过节或来亲戚时下水饺用，火旺，下水饺不破皮，燃值高。老家有个讲究，过节来亲戚下水饺，下破了皮，不吉利，要烧上好的柴草，以防万一。
堂屋的西面、后面是个家护道，也就是小护院儿。很窄小。记得长有三棵香椿树，一棵好长虫子的老榆树和一棵不长虫子的臭椿树。因为怕刮风下雨戳到屋檐和檐上的缮草，所以一揎再揎，就像个侏儒老是长不高。宅子正中是块平地，铺了几块不规整的砖，避免下雨时鞋子把脚上的泥带进屋里。夏天晴日，下工回家，母亲总是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先用清凉的井水洒过，待稍干，铺上草苫子，草苫子上面再铺上凉席，我们爷几个各自回来后，便躺在席子上看夜空下的星星。天是瓦蓝瓦蓝的，星星低垂闪烁，时不时有几颗流星划破蓝色的天幕。吃过干粮，喝过米汤以后的我们，常常在母亲叮叮当当的洗涮声中渐渐睡去，直到夜很深了，才被母亲叫起回堂屋睡觉。
据老人讲，这座宅子是爷爷当年用十斗小麦从一个老绝户头那里换来的。老绝户头家里没有子嗣，过得没劲，换了十斗小麦，又变换成银子，卷卷铺盖，带上细软，云游去了。房子极差，低矮不说，起初盖好房，堂屋地也没平整过，坑坑洼洼，三寸之内无平面。家里的桌椅板凳，床箱橱柜，没有一件不是垫上四脚才不摇荡的。四壁漆黑，烟熏火燎，没一块能看到原墙皮。老鼠洞堵了这个那边又开新窦，窸窸窣窣，一到深夜，家鼠的啮咬声成了恼人的失眠噪音。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老宅子里还有一处南屋，正好与我家的堂屋南北相对。南边三间土屋，是我大伯家的。应该是爷爷当年分家时分给大伯的。大伯一家七口人就挤在破旧的三间屋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大伯家另择地基搬出去盖了新房，南屋也就拆了。我父亲看地空着，就买来很多小树栽上，有杨树、榆树、枣树、槐树、梧桐树什么的。一到夏天，院子里也是绿树成荫，遮天蔽日，满树的知了叫个不停。
有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夜，父亲请大队里几个“头头脑脑”来家里喝酒。我们弟兄四个只有围观的份儿，哪有上桌大快朵颐的理儿。在枣树底下，父亲把“地八仙”桌安顿平整，擦拭得干干净净，让母亲炒了几个菜。辣椒炒鸡蛋、炒花生米、拍黄瓜、肉丝炒豆芽，好像还有一碟腌咸鸡蛋。请的是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连长，加上我父亲正好四个人。喝得极尽兴，后来又玩起了猜洋火棒的游戏。邻居宪吉哥喝得最多。好像几个人有意作弄他似的，每每都让他中枪，他也乐意，正中下怀，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酩酊大醉，架着他走出我们家的大门楼。我们弟兄几个早已困得不行，眼瞅着吃剩的菜，昏昏欲睡。夜深了，街上的狗已没了叫声。满地的月光如霜似雪。
1992年，老宅子里的堂屋拆了重盖。这是父亲一生的宏愿。因为新翻盖的堂屋是平顶四间，东边的小堂屋也拆了，院子外的老槐树也伐了，推了几辈子的碾子也除了。老槐树伐过以后，第二年又芜芜杂杂地长出许多枝条，终因不成器也被砍掉。老槐树不在了，父亲第二年就得了病，十一个月后不治而去。他老人家唯一感到慰藉的是，他是躺在自己亲手翻盖的新房里走的。
（王少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