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0日 18:28吉林
原创 老正时空 奇异时空
今天是辛亥革命113周年纪念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为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之标志。这篇文章是老正未出版的《机遇之门》第八章：机遇的存在状态；第三节：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中的第三个内容，主旨是说机遇主观身份的选择和决定性的。但其中说到了辛亥革命，说到了戊戌变法，对我们理解辛亥革命的起因是有帮助的。值此辛亥革命纪念日之际，转发此文，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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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机遇主观身份的选择性和决定性
公众号标题：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与邓小平“补过于来时”
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相统一是个十分重要的时刻。之所以使用“时刻”这个词，是因为机遇的形成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之所以说是“一瞬间”，是因为主体的主观意志就此作出了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和决定一点不费时间。就在主观意志做出选择和决定的“一瞬间”，客观存在与主观意志实现了统一，在统一的瞬间，客观存在变得清晰了起来，主观意志的目的性也变得清晰了起来，拐点就此出现，势场形成了，主体的运行轨迹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个新的运行趋势进入了初始。
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主观意志”就是主体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则是指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早已出现的“自发机遇”。这个“自发机遇”虽然已经被烙上了主体的烙印，但却是以整体的面貌出现的，已经成为了无法分出哪部分是主观，哪部分是客观的客观存在。当这样一个整体的客观存在与主观意志相统一的“一瞬间”，机遇就真正形成了。当这个机遇再作用于主体的时候，不但会促使主体发生性状和运行轨迹的改变，而且又因为这个机遇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有了主体的主观能动的参与，所以这种改变还将是向好的，有利于主体发展的。
在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相统一的这一时刻，机遇不仅真正形成了，而且还展示了它的另外一个身份——主观身份，选择性和决定性就是机遇主观身份的两个重要特征。
很显然，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实现统一，其中主观意志无疑是主导的一方，是主动选择的一方，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方。即便客观存在的“自发机遇”早已经成熟，没有主观意志的的选择和决定，机遇也不能够真正形成。
这个结论，在人们的科学和社会实践中是容易找到支持的。我们知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面对的大好发展机遇问题，是邓小平1990年才公开提出来的。那么要问：难道这一大好发展机遇是1990年才出现的吗？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们只能说是，这一大好发展机遇正是在邓小平讲到“机遇存在着”的那一时刻开始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主体，邓小平是当时中国的掌舵人，他的意志可以代表中国的意志。正是在那一刻，邓小平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实现了相统一。而这个客观存在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早已出现的以“自发机遇”为主的各种机遇的苗头和可能的征象聚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存在的并不是机遇，而只能称作“自发机遇”。而这个“自发机遇”实际上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在作为主体的中国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的相互作用下开始出现了。在这个过程里，诸如抗美援朝，对苏联的抗争等等此类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激烈的或是和缓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正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而“自发机遇”也就在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不但形成了，而且还是在中国的主观能动的参与下形成的。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并没有认知到“自发机遇”已经形成并存在着，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1] 这里的“丧失过”的“某些机遇”实际上就是“自发机遇”。也正是由于这些“自发机遇”的存在，才使得我们有时间去发动“文化大革命”，去“内乱”。也正是这些内部的因素才使得我们没能很好的及时的去认识“自发机遇”，以至于一直到1990年，我们才“高度自觉”起来，才实现了主观意志与已经客观存在的“自发机遇”相统一，才真正形成了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大好机遇。这是主观意志“补过于来时”，与客观存在实现滞后统一的例子。
但是，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实现统一，并不等于什么都是主观意志说了算，说机遇来了，机遇就来了。“自发机遇”尚未形成之时，主观意志再超前“高度自觉”也无法实现统一，机遇也无法形成。当然主观意志的超前“高度自觉”对于加速“自发机遇”的形成也是有意义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光绪皇帝是想做点事情的，变法的决心不谓不大，“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2] “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3] 说的十分铿锵。康梁一族更为激进，当然也是不遗余力的推进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颁布《明定国事诏》。梁启超满怀希望的说：光绪帝下此诏令“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以变法为号令之宗……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人士，……新政之行，开於此日。”[4]依梁启超的说法，新政一开，自是“人心乃一，趋向乃定”，一个振兴大清帝国的大好机遇就此也就形成了。梁启超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颁布的那些新政，条条直指朝野弊端，甚至其中有些内容，就是放在现在针对性也不谓不强。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主观意志的一厢情愿，就连“自发机遇”也尚未形成，就不用说主观意志与之相统一了。更多的不说，单就“废除八股文，一律改策试”一项就出了问题。对传统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深恶痛绝，本来是主张“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5]的。但又考虑到顿然“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6] 故此，光绪一再申明：“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借法取士”[7]；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8]
然而，即使这样，主观意志还是没有能够与客观存在相合，此举竟引起了全国学子们的强烈反对，以至于成了守旧派反击变法的理由之一。有很多学者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守旧势力的强大，这固然没错。但是，如果从机遇形成的角度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还不够，还不足以产生“自发机遇”，主观意志与客观存在相统一的条件还远未具备所致。
由此可见，主观意志的“高度自觉”如果超前了，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对加速“自发机遇”的形成却具有重大意义，谁能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其中没有13年前戊戌变法，“改科举，兴学校”所参与制造的“自发机遇”的影响呢。我们都知道，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新军，而新军中受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的精英中就多为那些失去“登进之路”的新学学子；谁又能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之中没有一丝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所参与创造的“自发机遇”的影子呢。
总之，没有离开主观意志的纯粹客观存在的机遇，也没有离开客观存在的纯粹主观意志的机遇，“自发机遇”必须要得到主观意志的认知才能转化为机遇，主观意志选择决定机遇不仅要以“自发机遇”的存在为基础，也必须接受客观存在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