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并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
1938年，戴笠在湖南临澧主持国民党中央大学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留居期间，他特地邀请在湖南的老同学唐生明及夫人徐来叙旧。
三人本就是旧相识，互相寒暄一阵便打开了话匣子，戴笠对唐生明说：“我负责的工作多了起来，免不了和外国人打交道，这让我很吃力。”
唐生明看了一眼夫人徐来，转头“不经意”地对戴笠说：“找个会英语的女秘书不就好了。”
徐来心领神会，对戴笠说：“我有一个‘闺蜜’想来能合戴老板心意。”唐生明和徐来心里清楚，这样巴结戴笠的机会难得，当然要牢牢抓住。
于是，时年20岁，外语系毕业的高材生余淑衡在徐来的安排下，与戴笠见了面。戴笠看到青春靓丽，谈吐优雅的余淑衡眼睛都直了，立刻安排她做了随行秘书。
戴笠能够在蒋介石面前混得风生水起，与他的情商和办事能力分不开，对付女人，戴笠更有一套，从余淑衡第一次来到身边，戴笠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首先，戴笠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余淑衡与军统一个小头目已有婚约，这对于戴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其次，戴笠在余淑衡面前总是一副关心下属的正人君子形象，充分博得了余淑衡的好感和信任。最后，戴笠便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猎物上钩的机会。
1938年夏季的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余淑衡本想冒雨回家，戴笠却说：“外面下着雨，所有的公车全部派出去了，都没有回来……再说，明天会议还是很重要的，加加班，翻译出来吧。”
上司下了命令，余淑衡只好听从，转身继续在戴笠办公室加起班来。转眼间到了半夜，余淑衡越来越困，戴笠从茶水室走了出来，递给余淑衡一杯咖啡。
余淑衡像往常一样接了过来，一口气喝了一大杯……等余淑衡再睁开眼睛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她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躺在大床上，身边睡着的正是戴笠。
一切不言自明，余淑衡心里不是滋味，戴笠醒后，抱着她就是一通花言巧语。余淑衡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掰不过戴笠，从此，她成了戴笠的姘妇。
霸占余淑衡之后，戴笠逼迫余家退了婚约，接着又向余家许诺，表示会找合适机会，将余淑衡娶进门。为表诚意，戴笠将余母接到余淑衡身边赡养，并给余淑衡的弟弟安排了工作。
除此之外，戴笠总是变着花样讨余淑衡欢心，甚至将自己这段时期的化名改成了“余龙”，意为余家的乘龙快婿。
为了培养余淑衡，戴笠将她送往缅甸特训，回国后，戴笠又将密码本交给余淑衡保管。两人一系列“反常”举动，引起军统内部的注意，戴笠和余淑衡的关系成了公开的秘密。
随着时间推移，余淑衡从最初的清纯少女，成了一个“老道”的美女特工，仗着与戴笠的关系，余淑衡在军统中如鱼得水，成了军统的“老板娘”。
同时，余淑衡也学会了谋取自身利益，一直央求戴笠送她出国留学。戴笠是何许人也，当然知道余淑衡打的如意算盘，便一直敷衍着。
直到蒋介石下令，要求抗战时期军统成员要与家属隔离。为了避嫌，戴笠找了关系，为余淑衡办理了美国护照。
1941年，在香港机场，离别之际，两人“互诉衷肠”，余淑衡表示自己不会忘了戴笠，戴笠更是流了几滴眼泪，表示余淑衡回来就娶她为妻。
余淑衡到美国之后，戴笠亲自给军统美国站站长打去电话，要他和夫人多关照一下余淑衡。同时，余淑衡也成了戴笠在美国的代理人，宋子文弟弟宋子安在美国结婚，也是余淑衡替戴笠送的礼物。
因色起意的感情必然维持不了多久，这一点戴笠清楚，余淑衡也明白，之所以说这些话、办这些事，无非是为了场面而已，从根本上讲，两人都是为了自己。
又过了一段时间，余淑衡与戴笠的书信往来彻底中断。余淑衡“背叛”了戴笠，在卫斯理读书时，她又找了一个英俊的男朋友。
这件事，戴笠是知情的，但他却选择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这时的戴笠也找到了新欢，是红透半边天民国影后胡蝶，特务头子与影后的香艳情史成了当时中国最为人乐道的故事。
就这样，余淑衡成了戴笠的“过眼云烟”，戴笠飞机失事后，他与余淑衡的事情就更无人提起了。
余淑衡在卫斯理学院获得英语硕士学位，转而又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成毕业后，她与陈鹤梅（后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喜结连理，此后两人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
1994年，余淑衡在去世，享年76岁。
纵观余淑衡的一生，前半生“寄人篱下”却又“因祸得福”般地成就了后半生，其中的对与错，血与泪，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