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彭德怀守井冈山失败，中央巡视员问他：是否毛泽东决策错误所致？》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彭德怀自从领导平江起义以来，一直处于孤军作战、流动作战的状态，得不到来自中央的直接指导，对于红5军的发展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决策上，往往是瞻前顾后，举棋不定。
直到1929年年底，中共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了红5军，这才感觉有了主心骨，干劲也就更足了。
1930年的旧历新年刚过，红4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5、6军的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陂头召开，彭德怀虽因赣江涨水未能前去参加，仍被选为总前委委员和候补常委，从此进入了主力红军的决策领导层，有了很大的决策领导权。
这骤然而至的决策领导权，使他在不够冷静的情况下，做了一件错事：错杀了“井冈双雄”——袁文才和王佐。
关于袁文才和王佐之死，老覃早年写过《龙超清：一手造成“井冈双雄”崛起和殒落的井冈山党组织创始人》一文，在文中，详细讲述了这出悲剧的根源——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客籍之争”。
王佐、袁文才的祖辈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而从北方迁移到井冈山的，即他们二人即属于客籍的“客家人”的代表，而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人即是土籍的“土著居民”的代表。
由于“土著居民”是祖祖辈辈都在井冈山地区土生土长的，早早就占据了良田沃土，后来的“客家人”就只能靠租种“土著居民”的土地为生。
长此以往，“土著居民”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不断。
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应该是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土著居民”和“客家人”的穷苦人民联手共同对付“土著居民”和“客家人”中地主豪绅的斗争。
但是，数百年来的“土、客籍之争”，使得同为穷苦人民的“土著居民”和“客家人”之间心存芥蒂，纷争不息。
举个例子。
1927年底，宁冈县农民协会在打“打土豪”时，重拳出击，一下子就镇压了8个地主豪绅。
此举，原本是一件对穷苦人民来说，乃是皆大欢喜的大好事。
但是，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人突然发现，被镇压的8个地主豪绅中，土籍的占了6个，客籍仅有2个。
这就有问题了。
补充一下，当时革命队伍的现状是：“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即领导权虽然掌握在土籍的手里，但行动权却在客籍。
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人有理由怀疑，这是王佐、袁文才等人在以公报私，有意打击土籍势力，抬高客籍势力。
那么，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人有没有误判王佐、袁文才等人呢？
还真没有。
王佐、袁文才等人在“打土豪”过程中就喜欢选择土籍的地主豪绅下手。
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带着省委对边界红军的错误决定来到了井冈山，造成了“八月失败”。
当时，王佐就趁乱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引发了土籍人约6000多人的逃亡事件。
还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成立了宁冈县政府，王佐、袁文才等人为了改变“土籍的党”的现状，鼓噪说“不能把客籍打下的江山交给土籍坐”，反对由土籍党员担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力主由客籍党员担任。
土籍党员当然不肯相让。
两派相争，筋疲力尽，且大伤和气，最后，彼此妥协，采取了轮岗方式。
说好了，先由土籍党员担任，再由客籍党员担任，轮流交换，互不相欠。
但，论政治手段，还是土籍这边强一些。
土籍出身的第一任主席文根宗任期结束了，该轮到客籍出身的甘金皇登场了。
土籍占多数的党委会耍起了政治手段，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百般阻挠。
袁文才一怒之下，就在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集中开会时，当众缴了县委书记龙超清所佩带的新手枪，还纵火焚烧土籍子弟读书的大型学堂巽峰书院……
毛主席到了井冈山后，为了化解两派间的矛盾，专门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就土、客籍之间的问题进行思想教育。
但是革命形势严峻，老覃在大前天发布的《大年三十，彭德怀和滕代远吵了一架，他本不该妥协，却选择了妥协》一文中说了，1928年底，老蒋召集了湘粤赣三个省的反动军，搞了个“三省会剿”，对井冈山实施“会剿”。
毛主席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历史上著名“柏露会议”，做出了分兵部署——由红5军守山，红4军到外围打游击。
“柏露会议”其实还有另一项内容——传达“六大”精神。
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里面有“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的内容。
毛主席巧妙地避开了袁文才、王佐等人，另外召集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征询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彭德怀对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不熟悉，没有表态。
龙超清和王怀等人轰然叫好，都主张除掉袁文才、王佐。
朱德坚决不同意，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我们不能做出那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陈毅也说：“我们前些日子还颁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我们红军，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毛主席早已视袁文才、王佐为自己的心腹爱将，就顺水推舟地说：“袁文才、王佐是革命功臣，他们的问题，我们要另外对待，以后由我向中央报告清楚好了。”
老覃在另一篇题为《“井冈双雄”之死：毛主席为保他们费苦心，他们却另行其事酿悲剧》的文章中说了，为了保护袁文才和王佐，毛主席有意把他们分开，让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跟随自己一起远征赣南，并让土、客两派都服气和敬重的宛希先在井冈山，随时协调王佐与龙超清等人的矛盾。
但是，袁文才在远征赣南的过程中，无意中在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看到了“六大”的文件，心存疑虑，做了“逃兵”，偷溜回了井冈山，埋下了祸患。
另外，老覃又在《毛主席内心之痛：第一个坚定跟自己干革命的人，惨死于井冈山内讧》中讲述了宛希先意外被害的过程。
如此一来，袁文才和王佐之死就有些难以避免了。
袁文才其实是个有妻室和子女的人，但他身上有浓重的绿林好汉的习气，曾和土籍出身的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为争夺一个名叫陈白英的女人结下了梁子。
谢希安得知袁文才做了“逃兵”，便翻蹄亮掌地从新城直往边界特委所在地砻市邓乾元报告了这一消息。
老覃在前天发布的《1955年，彭德怀在北京街头见已牺牲了26年的战友的身影，大感惊奇》一文中说了，邓乾元是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有很大的话语权。打安福，彭德怀原本是不同意的，但由于邓乾元的坚持，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损兵折将，打碎牙齿只能往肚里咽。
邓乾元听了谢希安的小报告，先给了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然后向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综合报告》，里面危言耸听地说：“党内土客籍斗争至今无法消灭，这是宁冈党前途的最大危险”，提出要坚决除掉袁、王二人。
袁文才不满给予自己“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远离湘赣边界特委，和王佐搞在一处，独行专断，另行其事。
他们为了解决井冈山枪支弹药短缺的问题，设计绑架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每天好酒好肉地养着，拟以此来控制罗克韶那个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
不用说，另行其事的袁文才和王佐并没有按组织程序把这个行动预案向上报告，甚至连招呼都不跟特委打一个，其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谢希安和朱昌偕因此一口咬定袁文才、王佐是与反革命头子罗克韶相勾结，危害边界革命事业，又跑去向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潘心元做了报告。
老覃在昨天发布的《彭德怀守井冈山失败，中央巡视员问他：是否毛泽东决策错误所致？》一文中说了，潘心元是在1929年年底来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的，他听了谢希安和朱昌偕的小报告，于1930年1月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还是那句话：“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这时候红4军还在闽西，能对付袁文才、王佐的，只能是红5军了。
在这个背景下，彭德怀被潘心元推上了前台。
彭德怀与袁文才接触不多，但当日留守井冈山，曾和王佐并肩作战，对王佐的印象很好，觉得其人作战勇猛，对革命忠诚，便疑惑万分地对朱昌偕说：“情况不应该发展到兵刃相见的地步吧？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5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事事争先，表现并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这……”朱昌偕吱吱唔唔地说：“这应该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
彭德怀将信将疑，但鉴于事态严重、紧急，还是按湘赣边特委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要求，召开了红5军军委临时会议，派张纯清率四纵赶往永新，稳住局面。
他再三嘱咐张纯清，兹事体大，不要轻举妄动，一切都要等弄清事情原委后，再视情况而定处置的办法。
可是，四纵队开往永新县城，致使城内军心大乱。
王佐心浮气躁，率部队从城内向桥上冲出，不幸被挤落桥下，溺水身亡。
袁文才则在住处被特委朱昌偕领人杀死。
毛主席惊闻袁文才、王佐被害，连连顿足，悲愤莫名地大呼“不该杀袁文才和王佐”。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每想到袁文才和王佐，都叹惜说“被错杀了”。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笔记》中也诚恳地写：
“假如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