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早期的东南亚，大量商业城邦争相林立，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提供各种所需。但在城墙范围外的浅滩、河口或岛屿，又是无数走私海盗的竞技场。他们相互攻伐、设计侵夺，勉强维持区域内的贸易生态平衡。
其中既有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也不乏分布广泛的穆斯林，以及为求生存而混迹其中的华裔盟友。三者之间的合连纵横，经常转化为短促而激烈的小规模战役。
位于马来半岛东部的彭亨
公元1540年2月，马来亚北部的彭亨王国遭遇不测，苏丹穆扎法尔因风流韵事而被暗杀。随即，包括王城在内的主要地区发生骚乱，给落脚当地的外国商贾造成严重损失。譬如开设商栈的葡萄牙人洛博，就惨遭愤怒的穆斯林围攻。尽管他和几个同伴勇敢地抵抗，仍无法阻止财产被暴民洗劫一空，损失掉所有黄金、珠宝和金刚石。其本人身中六刀，勉强在左右人协助下趁乱出逃。他们惊讶的发现，这场风波并不针对自己，而是几乎所有人之间的相互屠杀。
骚乱中葡萄牙商栈遭疑似穆斯林海盗打劫
六天后，洛博在冒险家平托帮助下，搭乘1艘兰查兰桨帆船逃亡北大年。那里正巧位于彭亨城北面，同样是由穆斯林王公统治的贸易港，还建有300葡萄牙人居住的殖民社区。由于对彭亨的穆斯林非常愤怒，便向本地苏丹请求准许他们进行报复。当时的北大年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绝对中立，不希望任何风波影响到商业收入，便非常爽快的答应下来。
卡拉克帆船与福斯塔桨帆船
于是，有80个葡萄牙人自愿出战，乘坐2艘装备齐全的福斯塔小型桨帆船和1艘卡拉克大帆船起航。由于担心自己的行动被穆斯林通报给南方，所以准备活动相当仓促。临时舰队的司令，由名叫若昂-费尔南德斯的贵族后裔担任。他的父亲曾是国王若昂三世的家庭教師，所以被推举出来充当领袖，亲自坐镇较大的帆船担任指挥。其余2艘桨帆船船长分别是洛
戈伊斯和瓦斯科，均来自国内的贵族家庭，而且有相当丰富的海战经验。
位于马来半岛北部的吉兰丹河
根据稍后抵达北大年的商人透露，抢劫商栈的海盗也有3艘帆船。他们原计划向北撤退，寻找一处适合的港口倾销赃物。岂料受制于风向问题，只能选择到彭亨附近的吉兰丹河扎营。显然，这种行为与同时代的大部分穆斯林有极大不同。因为传统东南亚穆斯林势力范围，主要分布于南洋群岛和马来半岛南部，而北方则是尊奉佛教、儒教的暹罗与大越。若要迅速洗白赃物或变现，必然优先选择柔佛、亚齐、旧港、文莱和万丹。
马来半岛的穆斯林海盗 更喜欢使用轻便桨帆船行动
同时，传统穆斯林海盗的船型选择比较固定。除本地特色的阿拉伯帆船外，还包括坚固且硕大的迪昂帆船、适于浅水区活动的兰查兰桨帆船。即便是几代人落脚暹罗、北大年、婆罗洲的华裔，也多选择本地风格的船只。但这群海盗却使用比较少见的中国式帆船，加之盲目向北转进的行为，怎么看都像是为躲避明朝海禁而擅自出海。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很容易被污蔑成倭寇，到海外也必须持有穆斯林身份，以多重面目应对完全不友好的悲惨世界。
近代早期中国式帆船主要是明朝人在使用
很快，费尔南德斯领衔的复仇舰队抵达吉兰丹河，发现3艘中国式帆船正停泊在那里。这种缺乏防备的做法，同样与当时的大部分穆斯林海盗不同。后者往往习惯于将船拖上岸，用于构筑比较坚固的设防营地，回避同西方人发生直接水面交锋。有的甚至逆流而上，在河流的某个弯道隐藏部署。倒是来自明朝统治区的水贼，因忌惮如网格化分布的卫所、水寨和巡检司等机构，总要在适于遁逃的河口处停留。然而，当战场转到情况完全不同的马来半岛，这种无奈之举就只能给自己增添麻烦。
因为担心破坏战利品 海岛间的火拼往往是跳帮夺船
即便如此，葡萄牙人依旧发现3艘海盗船有大量士兵严密守卫。虽然可以用卡拉克帆船的火炮轰击，但他们还是选择直接靠近，发起跳帮攻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对船舱内的货物造成破坏。缺点则是没有重火力支援，很容易形成相持局面。彼时的中国走私海商，还没有大量普及火枪等先进武器，主要靠刀剑、弓弩等冷兵器应付，也不会像东南亚土著那般给箭矢涂抹毒药。所以，空有人多优势而不能发挥，落败不过是时间问题。
由于武器不对等 明朝海盗在南洋地区往往不占优势
两个小时后，这场水面拉锯战以葡萄牙人的获胜告终。他们在损失3人的情况下打死74人，双方阵中的负伤者更是不计其数。中国海盗们选择投降，被原封不动的带回北大年。随后通过当地苏丹偓佺，以交还所有劫掠品为条件获准全部释放。在那个人人亦盗亦商、刀头舔血的零和博弈时代，这种温情脉脉的做法实属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北大年统治者采取互补相帮政策，但王城和港口的主要控制权都在穆斯林手中。面对整整三船同样自称为穆斯林的俘虏，这些人居然只想独吞赃物，并没有为名义上的同胞们求情或辩护。如下明显的区别对待，同样反映出被俘者的伪装身份。无论如何，三心二意的两面人总是容易碰壁受气、他们的遭遇既是时代悲剧，更是一生都笼罩于头顶的环境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