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华轩
陈独秀，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
陈独秀自幼丧父，儿时由祖父陈章旭教导。祖父素以严厉出名，因陈天资聪颖，祖父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一旦背不出书来，便用板子打他。陈独秀11岁时，祖父去世，之后的两三年里，家中便请来先生教他读书，但陈对旧式教育极为反感，对先生很不满意，家中只好让已考取秀才的长兄陈庆元教他读书。长兄性情温和，并不压制陈独秀，除了教他四书五经，还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后来回忆，初读《文选》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
陈独秀参加秀才考试，先以低名次通过县考和府考，院试的考题为“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古文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难字，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走出考场，陈将此文的草稿给当老师的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然而没想到，这么一篇文章竟然让陈考取了第一名。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差点掉下眼泪。
陈独秀考中秀才后，安庆城中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纷纷托媒上门，打听陈独秀的生辰八字。安庆副将高登科也慕名托媒人上门，有意将长女高晓岚许配给陈。
高登科是霍邱人（今安徽六安），人生经历很传奇，他出身贫寒，小时受继母虐待。13岁那年放鹅丢了两只，夜宿麦田，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过，就随军而去，后升任副将，为二品武官，因有军功被清廷赏赐穿黄马褂，且赐以世爵，置有4000多亩土地。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生。詹氏死后，高晓岚受到继母的虐待，高登科便带她到安庆，亲自教养。
高晓岚时年19岁，长陈独秀3岁，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她穿着朴素大方，性情柔顺孤僻，刺绣缝补，料理家务样样能干，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贵族骄横之气。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很满意，于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了。
陈独秀到南京参加乡试，未中，回家后即与高晓岚完婚。高晓岚懂三从四德，晓得《烈女传》与德言功容的古训，有着封建传统的教养，婚后的夫妇二人受到乡邻“夫贵妻贤”的赞誉。
新婚燕尔之际，陈独秀当时正受康梁学说影响，他将自己写的《扬子江形势记略》饶有兴致地读给妻子听，以征求意见，寻得共鸣。不料高晓岚听完，轻声柔语地说：“夫君之言，为妻懂之甚少，不必再难为妻子，我会伴君安分度日，上待父母尽心尽力，下做贤妻生儿育女。”陈顿时如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
陈独秀常常劝妻子多识些字，多猎文化与时政，而高晓岚对丈夫的劝告却不屑一顾，总以“夫主外，妻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对。有一次，陈拿了一本《三字经》欲教高晓岚念读，她却火冒三丈，一把夺过去撕得粉碎。
陈独秀去日本留学，欲借妻子高晓岚的十两金镯作为游资，高坚决不肯，常为此争吵。
1898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出生了。儿子出生后不久，陈独秀跟随嗣父陈衍庶去了东北。次年年底，陈母去世才回到安庆。此后，陈独秀的长女玉莹（筱秀）出生。1901年，陈独秀去日本留学，此后，陈独秀与高晓岚便聚少离多了。
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到安庆姐姐家玩，遇到了姐夫陈独秀。
高君曼时正双十年华，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处处显示着新式女性特质，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崇拜。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恋情遭到陈、高两家的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岳父高登科则怒火冲天，悔恨择错女婿，对高君曼施加暴力，逼其另嫁。但二人我行我素，毫无畏惧。
1909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宣布结婚。时陈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习，佳人新得，意气风发。陈独秀广结文朋诗友，在西子湖畔，与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诗酒相娱，互相观摩，逸情满怀。而高君曼赢得了友人们的交口称赞，汪孟邹曾夸赞她是“女中豪杰”。陈独秀在《灵隐寺前》一诗中写道：“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1917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偕高君曼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同行，延年、乔年兄弟则留在上海，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托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陈延年、陈乔年自小与父亲不亲厚，而父亲对待生母又那样薄情，现在又如此对待他们，所以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陈独秀“独秀同志”。
许德珩回忆，1919年下半年，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来京看望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着“拜访陈独秀先生”，下面写着两兄弟的名字。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人们都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陈延年曾对人言及当时因新文化运动而名动天下的父亲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
陈独秀被捕出狱后，潘赞化对陈延年说：“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陈延年答道：“已听说了一些。”潘问：“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答曰：“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陈延年再答：“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吧，当然可惜。”
青年时代的陈延年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颇佳，而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陈延年在给友人雄东（丁肇青）的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
1920年夏天，金陵大学肄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陈乔年。在信中，陈独秀劝陈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看了父亲的信，陈延年满脸不高兴地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很是惊讶，没想到陈延年竟对父亲直呼其名。
一度社会上宣传陈独秀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在一次宴席上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以“同志”相称，陈延年还常常和父亲的政见相左。
黄文容回忆：“大约是1927年11月底，乔年夫妇俩来看他的父亲陈独秀。在谈话时，乔年对陈独秀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说着说着便争论起来，而且越争越厉害。他们开始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听他们父子俩吵了起来，我就出来劝解。结果，父子俩搞得不欢而散。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乔年在这里吃饭的，但乔年气得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陈独秀也不高兴，乔年走后，他又对我说：“你看，儿子教训起老子来了！’”
陈延年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接到了一位交通员被捕的报告。因为该交通员知道位于恒丰里104号的秘密处所，所以陈宣布结束会议，并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1926年6月26日下午，陈延年等人到恒丰里，观察周围动静后，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便包围了此处，陈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被敌人擒获。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时，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陈独秀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7月4日，陈延年被杀害。行刑的士兵要求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被几个执刑的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但当士兵松手准备挥刀时，陈延年突然一跃而起，故这一刀并未砍中其颈项，遂被众士兵按在地下，用乱刀剁死。
1928年2月，陈乔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刚到上海，叛徒唐瑞林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同时被捕的周之楚。于是，郑覆他、许白吴等便主张牺牲周之楚，由周顶替陈乔年的职务和名字，从而救出乔年，周也完全赞成。法官审讯时，周自称是陈乔年，法官便判了周之楚的死刑。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商人，他得知周之楚被捕后，回国营救儿子，国民党便弄清了周之楚是冒名顶替，真正的陈乔年也就暴露了。6月6日，年仅28岁的陈乔年被杀害。
1930年，高晓岚在安庆老家病故。高晓岚嫁到陈家的33年中，生育了三子三女，自出嫁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高晓岚得知二子噩耗，郁闷于胸，后来病倒，在安庆病逝，终年55岁。妹妹高君曼带着儿女回乡奔丧，本来就患病的高君曼身体更加恶化，又发现患了子宫癌。第二年，她在南京病逝，年仅45岁。高君曼逝世时，仅子女随侍在侧，陈独秀老友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尽朋友之责，草草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高君曼与陈独秀共有三个孩子，两子一女。
1992年，高君曼的长孙女陈祯祥按照父亲的描述，到南京找到了祖母的墓地，并于次年挖开坟墓，请江苏省公安厅的法医进行鉴定，证实确为高君曼之墓。之后，陈将祖母遗骸迁葬雨花台附近的黄金山墓园。
1929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在这里，陈独秀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
潘兰珍，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陈独秀29岁。七八岁时，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潘兰珍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己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
十七八岁时，潘兰珍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工厂里的一个工头生活垂涎她的美貌，对她威逼利诱，胁迫潘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
孩子夭亡后，工头常常无端暴打潘兰珍，潘无法忍受，逃了出来，租住在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后楼的亭子间里，成了陈独秀的邻居。二人慢慢熟悉起来，潘兰珍经常帮陈独秀烧饭、冼衣服。陈空闲时便教潘兰珍识字读书。不久，二人便开始同居。
濮清泉回忆潘兰珍：“这个女工，年仅二十余岁，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看来十分摩登。他俩走在一道，人们必以为是父女。我们非常诧异，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
陈独秀一直未把真实身份告诉潘兰珍，他谎称自己姓李，南京人，与妻子离异。潘兰珍忠厚朴实，并不怀疑。她十分敬重陈独秀，常称其为“李老先生”。她也从不询问陈独秀的往来去向，尽心照料陈的饮食起居。陈几乎没有收入，潘兰珍也不计较，以自己菲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一天，二人发生了一场口角，满腹委屈的潘兰珍赌气回了浦东娘家。就在这期间，陈独秀被捕，一时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潘兰珍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这日，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上有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的消息，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被捕后，委托老友高语罕解决潘兰珍之事，他决定就此和潘兰珍分手，以让潘过上安定的生活。之后，陈独秀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但潘兰珍毅然放弃了工作，到南京寻夫。她还到寄押陈独秀的军法司求见陈独秀，最初自称是陈的女儿，监狱中人说陈的女儿我见过，转而又谎称是学生，对方又说怎么以前没见过你，最后只好据实以告。
1934秋，潘兰珍正式迁居南京。刚开始，她住在段锡朋家中。但因距离监狱较远，为了能更好地照顾陈独秀，她便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间破房子，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在狱中照料陈独秀的生活。晚年的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着实凄凉，常常是无米下锅。但潘兰珍毫无怨言，体贴入微。实在揭不开锅了，潘兰珍就把陈独秀的一件皮袍托人进城送去当铺。潘兰珍还在住地的院子边上开垦了一块地，种上各类时鲜蔬菜，以解决没钱买菜的困难。陈见潘如此劳累，也去帮点小忙，但潘说什么也不要陈独秀动手。
许多年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身。”
陈独秀留给夫人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陈逝世后，潘遵嘱除用北大同学会转来的钱给陈办葬仪外，凡各方赠赐概行谢绝。办理完了丧事之后，潘兰珍进入陈独秀的友人朱蕴山、光明甫等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与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结婚，但没多时丈夫又病故。抗战胜利后她回上海，在浦东一所小学校找到一份烧饭的工作。1949年11月，她因不幸身患病，病死于上海医院，年仅41岁。
这就是陈独秀一家的故事，读后让人不免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