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国庆节，北京发生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案件，一位退休的清华大学教授，在公交车上亲眼目睹13岁独生女儿被女售票员活活掐死，这事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都为女孩扼腕叹息。今天，一起来回顾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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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4日下午，74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晏思贤和时任清华大学附中担任老师的妻子带上女儿，一起去西单图书大厦买书，一家人都是读书人，买书看书是他们的乐趣。
晏教授61岁时才生下小蓉，系独生女不说，更是老来得女，宝贝得不得了。作为书香世家，一家人都很喜欢看书，耳濡目染，女儿也不例外。
一家三口在西单买完书后，就乘坐公交车回家。他们三人在新街口豁口站乘坐726路公交车，准备回蓝旗营的家。
当时北京公交都是售票员现场买票，统一根据乘客乘坐的站数和远近来计算票价的，没有现在这么先进。
年轻售票员问小蓉妈妈郑女士：“你们是不是在新街口上的车？” 郑女士回答: “我们是在新街口豁口上的。” 年轻女售票员没有多说什么，撕了1元的车票。
当时，新街口和新街口豁口是两个公交车站，按公交公司规定，从新街口豁口到蓝旗营共10站1元，而从新街口到蓝旗营共11站票价2元，所以在这之间上站的乘客，售票员得问一声，当然，肯定也有为了少一块钱而少报一站的。
本来售票员准备走开了，就在这个时候，坐在第一排座位上的一个40来岁的中年女子发话了，她对年轻女售票员说：“他们三人是在新街口上车的，你给他们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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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谁呢？售票员都没说什么，你一乘客在瞎掺和什么。其实，据后来出事以后才知道，原来这名中年女子也是同一公司的售票员，只是她当时已下班，坐公司班车回家的。谁知她这么一多嘴，结果出事了。
赵老师也没争论，听她这么一说，反正也就多一块钱，3个人也就3块钱，准备从包里掏钱。
就在赵老师掏钱给售票员时，坐在一旁的女儿小蓉估计是看不下去了，本来嘛，他们仨是从新街口豁口上的车，硬要说成新街口上的车，肯定心里不服，于是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玩意儿！”
不曾想，她这么一小声的嘀咕被中年女子听到了。估计她也是个暴脾气。她突然起身，怒目圆睁，一把扯住小蓉的头发，同时伸出右手死死掐住水上蓉的喉咙。
郑老师见状，急忙喊道："别打我的孩子！”但也无济于事，只能干着急。
晏教授两口子许是老师的缘故，虽说年事已高，但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茫然无措，至少上前拉挡才对嘛。晏教授更加只是看着，让老伴去解决，唉，这知识分子的迂腐莫过于此。
就这么僵持了约一分钟左右，这名女子才放开掐住小蓉的那只手，但此时小蓉估计是吓的还是缺氧，已经晕过去了，口吐白沫，瘫倒在地。
晏教授两口子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强烈要求司机立即送孩子去医院。但那名司机的态度令人大为不解，人命关天，他首先想到的竟然还是钱，说他们逃票，要先带他们到总站去交罚款……
晏教授两口子也是软弱得可以，竟然默许了司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就这样，白白错过了抢救小蓉的黄金时间。好不容易等到车到站，郑老师才下车向路人求救。有两位好心的路人帮忙将小蓉抬下车，才送往二炮总医院抢救，但估计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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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到医院时，小蓉已经没有了呼吸。在两口子苦求之下，医院继续了近16个小时的抢救，直到第二天早晨，无奈的医生才宣布小蓉的死亡。
小蓉的死，对于晏教授这对老年夫妻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这可是他们的独生女呵，还只有13岁，竟然活活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让他们情何以堪？
事后，也是感觉到出了大事，巴士公司的总经理、书记都来到医院，向晏教授一家鞠躬道歉，但又有什么用呢。
据悉，打人的女售票员叫朱玉琴，41岁，前面说了，她其实并不是当班售票员，事发时她只是搭车顺路回家。在下班的路上，她竟然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孩做出如此歹毒之事，是怎么下得了手的？
其实，朱玉琴掐小蓉脖子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一分钟左右，但估计下的是死手，一口气上不来，小蓉就缺氧晕了。这个时候，如果公交车直接开往医院，估计还有抢救过来的机会。但那绝情的公交司机，竟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是一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罚款重要？请问他又是谁的父亲、谁的儿子？
纵使小蓉讲了不该讲的话，但她毕竟也就讲了一句话，又没大吵大闹，也未动手什么的，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吗？至于这么见死不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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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2006年5月，朱玉琴致人死一案被正式宣判，朱玉琴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缓。
随后，晏教授夫妇提起民事诉讼，索赔300多万。又是一年之后，2007年5月，海淀法院一审判决：朱玉琴和巴士公司共同赔偿晏思贤夫妇55万元， 其中精神赔偿为10万元。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晏思贤夫妇不服，再次提起上诉。之后，终审判决：朱玉琴与巴士公司共同向遇害人的父母赔偿75万元，其中精神赔偿为30万元，据说这是当时国内最高的一笔精神赔偿金，据悉，之所以判决如此之高的精神损失费，是因为老两口全种目睹了女儿被害的全过程，其所受的痛苦和折磨，难与人言。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案件就这样落幕了，但它所引起的思考却是久远的、深刻的。
晏教授夫妇就这么个女儿，两个年事已高，生又生不了，领养的话精力也是个问题，如果不领养的话，他们的晚年该怎么过？
据说，事情发生后，清华大学的行动还是蛮温暖人的。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每个星期都会派志愿者上门，聊聊天，做做家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晏教授夫妇的创伤，但其内心的痛楚，谁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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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说说说朱玉琴。据传朱玉琴在刚入狱时，也是天天以泪洗面，悔不当初。曾有记者跟进了这件事，到监狱采访了她，她谈及当时的情形，如是说：“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她也好意思说出口，你一个经历过40多年风风雨雨的成年人了，不明白做任何事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冲动是魔鬼，当时难道是魔鬼附身了吗？
要我说，要么她平常就是这么一个穷凶极恶之人，动不动就有脾气、能动手的泼妇；要么她就是在上班期间受气受多了，没地方撒气了，终于在一个小女孩身上找到了一个出气口：大人对我颐指气使我忍了，你一小屁孩怎么也能对我这样，叔可忍，婶不可忍！
事后，朱玉琴甚至还对狱警说：“她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连累，要求与孩子断绝关系。”呵呵，你也想到自己有孩子了？你就不想想别人家的孩子？
众所周知，朱玉琴判的是死缓，看起来挺重的，但如果她在监狱里好好改造，是可以获得减刑的。也就是说，若干年后她是有机会与她的孩子相聚的。但她想过没有，晏教授夫妇的独生女儿，这辈子再也无法也她见面了，而这种痛苦，将伴随他们走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