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墨家文化为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摘自《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研究》之第五章“武术文化基本内涵”之第三部分内容。
墨家是春秋时期与儒学并列的“显学”，在“百家争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它与儒家、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墨家学说曾一度在儒学之上，《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交相利”等观点；墨子宣扬仁政，倡导以“兼爱”消弭祸乱。“兼爱”是“非攻”伦理道德的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墨家思想“兼爱”、“非攻”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与武术精神有着直接实质性的联系。由于战乱频繁，墨家崇尚武力和“救守”思想，反对以大攻小，以强欺弱，以众暴寡，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战争。墨子的“救守”思想是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和帮助弱者生存的义举，这种思想与武术精神相契合。《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天下》：“使后世之墨者，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墨家弟子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及吃苦耐劳和舍身为人的精神。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维护社会公理与道义，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兼相爱、交相利”，体现的是中华传统美德中推崇“仁爱”原则与以和为贵的思想；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表现出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侠义的思想，这些都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墨家《清华简》“畏天用身篇”之“大夫食礼》中的道德礼仪规范对武德礼仪都有重要影响。武术发展充分继承了墨家思想和文化，墨家“尚力”、“贵义”、“尚礼”，以及严格的纪律约束、严密的社团组织形式等思想文化对武术思想、技术的发展和武术社团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对中国武术流派的发展成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墨于·经上》日：“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家的“侠士”精神对中国武术德行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及武术技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义精神贯穿于中国几千来武术思想文化之中。《管子·君臣下》：“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春秋战国时期提供尚武术精神，催生了一批豪侠之士，《史记·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战国策》等书记载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要离、荆轲等多位尚武行侠的勇士形象，其轻生忘死献身精神成为中国后世侠士的传统。在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武术的主体文化应该是墨学文化，它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从一个侧面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武术的本来文化面目和精神。以墨家军事思想与处事哲学观指导武术技击文化与武德，实现武术文化内涵与文化品位的提升。墨子思想在武术文化的运用，将影响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促进中国武术振兴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墨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墨家文化的渗透，使中国武术保持了自身特有的魅力和文化内涵。墨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杰出的部分，虽然其发展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甚至被灭绝，但它从来没有消失。它是传统文化中很独特的一条支流，虽然干涸已久，但是塑造思想地貌的作用，长久不衰；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一直存在。墨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与精神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墨家文化是适合当代中国前景发展的文化，其“兼爱”和“非攻”以及科学精神符合如今时代的主题。中华民族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重视墨家思想，需要墨家文化复兴，让墨家思想和文化重新走入中国人民。武侠精神深受墨家“兼爱”精神影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言出必行、重诺守信；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英雄相惜、重义轻利；不离不弃，患难相扶；为国为民、除奸惩恶；匡扶正义，舍生取义；见义勇为，救危扶困；以及不居功自傲，不恃强凌弱等中华民族优良品质，焕发着社会正义感的思想光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记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侠客的精神和品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侠义精神始终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精神和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生命与文化“基因”之中。
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剑客”的兴起对提高武术技击理论和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庄子·说剑篇》中的“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至今仍不失为技击术中的至理名言。其中也有相关记载：“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但庄子对此持以否定的态度。中国有记载的最早武功秘籍《越女论剑》居然是出自一位女侠，即吴越春秋之越女论剑，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是一段精彩的剑术综论，道出了上乘武学的道理，阐明了剑艺中动与静、快与慢、攻与防、虚与实、强与弱、先与后、内与外、逆与顺、呼与吸、形与神等之辩证关系，论述了内动外静、后发先至、全神贯注、迅速多变、出敌不意等搏击的根本原则。这是对春秋末期及其以前击剑技艺的总结，并将剑术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与阐述。而后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也有类似说法，如在《说剑篇》中提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等论点。由此可知，越女对古代武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载：“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盛赞越女剑术盖世。古代君子必佩剑，君子守中道执兵器，昭有智慧光明、文武双全之意。剑是修身养性之至宝，代表着尚武精神和英雄主义，象征着权力和地位，还可以降妖伏魔，文人学士佩剑以示高雅不俗，将军、君王佩剑以表镇守天下。古有“定秦剑”，一剑铸成，天下大定！《说文解字》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史记·太史公自序》：“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晋书·舆服志》：“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唯朝带剑。”唐宋著名书法家张旭观孙大娘舞剑器，得草书之神。杜甫也写下著名诗篇，千古传诵。古代剑与音乐、诗、琴、棋、书、画等都有密切的联系，都是人修炼的一种方式，应天地、阴阳、四象、八卦，以之入道，沟通天地。剑道精神就是剑的精神、剑的品格、剑的能力以及剑的智慧。古代文人佩剑与“书剑”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要求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追求。
《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古往今来武林就是一个江湖，在古代小说和武侠影片中,武林江湖、江湖武林如影随行。可以说武术神秘是在错综复杂的江湖文化体系下，人们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加工等手段，把武术技术的升华与江湖游民逸事进行融合而成的，它们共同演绎着所谓江湖中的武侠文化。江湖是与正统社会相对独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范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江湖文化反映出典型的墨家文化特征。江湖是无形的，江湖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域，从地域上根本无法找到江湖。江湖路远，吾道不孤，巍巍青山在，细水长河流。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等约3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