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考察曹植及曹丕的情况，备载于曹植本传注引《世语》，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作教令提问，由曹植作答；其二，令曹丕、曹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吏不让出城，以考验两人的临机决断能力。当时，杨修和贾逵、王凌皆任丞相主簿，他们暗中帮助曹植，“豫作答教”，但痕迹太露，被曹操“推问”而泄底；第二项考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其实，优秀的文人学士，并非必然就是志才双修的政治家，有时甚至相反，曹植即是这样：他文采横溢，却囿于传统观念，对汉室心存眷恋；书生气重，拙于权术矫饰。因此，考察的结果，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终究不能令曹操放心。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其他一些因素才显得重要起来，并影响了立嗣问题的结局。
除前述曹操征求臣属的意见外，与之相关，立嗣问题牵涉到一些重要的人事关系，它直接关系到后嗣的地位和权威，甚至更深层次的问题，曹操不能不慎重对待。
支持曹植最得力的丁氏兄弟，是曹操的旧友丁冲之子。丁冲与曹操同籍，曾建议曹操“匡佐”汉献帝，两人情谊深厚。丁仪号称“令士”，丁廙也颇有才学，是“谯沛人”中难得的文官之才，因而受到曹操的培植和宠信。丁氏兄弟对“大魏”的忠心，曹操自然深信不疑。然而，丁仪颇有报复妒忌之性格，他支持曹植而反对曹丕，即因为曹操打算将爱女许配给他，却被曹丕劝止。据史载，丁仪任西曹掾，曾多次谗间毛玠、徐奕、何夔等；崔琰被杀，毛玠被废，也是由他密告而引致。这种排斥异己的做法，使丁氏兄弟与众多臣僚构成了敌对形势，侍中桓阶、和洽、尚书傅巽等都是其反对派。丁氏兄弟入仕较晚，除了仗恃曹操的宠信，本身并无政治根基。若由曹植继嗣，丁氏兄弟必然充任辅弼，如此怎能保证不出内乱？
曹植的另一个主要支持者杨修，是汉太尉杨彪之子、袁术之甥。杨彪曾构嫌于曹操，时值袁术在淮南称帝，“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杨彪在狱中颇受折辱，但终被放免。后来，他见“汉祚将终”，便采取与曹氏不合作的态度。杨修本人任丞相主簿期间，恃才自负，也颇遭曹操猜忌。《曹植传》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裴注引《典略》亦称：
至二十四年秋，公（曹操）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
综合两段记述，杨修的死因可概括为：曹操“虑终始之变”，即顾忌杨修“才策”高深，又是死敌袁氏之甥，深恐后嗣难制而有颠覆之变，因而要置他于死地。这是曹操出于深层考虑而作出的根本决断。所谓“以罪诛修”，是具体运用手段的方面，即借口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将他诛杀。虽然杨修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上距曹操正式立嗣已近两年，但他致死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在立嗣问题上暗中帮助曹植，他临死前的话即证实了这一点；胡三省称“以修豫作答教谓之‘漏泄’，与植往来谓之‘交关诸侯’”，甚是。总之，以杨修的政治背景，他与曹植关系密切，对曹植争嗣实是一个障碍因素。
进一步考察，我们还可发现，曹植、曹丕在结交政治人物尤其是名士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曹植封平原侯时，曹操选拔邢颙为其家丞，并下令说：“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邢颙是冀州名士，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让他侍从曹植，就是要让曹植接受礼法熏陶。然而，曹植与邢颙颇不相合，为此，庶子刘桢特意致书曹植加以劝谏。《晋书》卷三七《司马孚传》载：“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也反映出曹植恃才任性，不善结交人物。相比之下，曹丕要高明得多。前面提到的崔琰、凉茂、邴原、程昱等人，曹丕都与之有较好的合作关系，而前三人是享有盛名的大名士。不仅如此，对荀彧、贾诩等关键人物，他也加意笼络。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人事关系，因为它实质上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曹操的一生中，充满着与各种名士的复杂关系，或投靠，或打击，或联合，或利用，贯穿着他毕生事业的始终，但总的来说，联合、利用才是最终目标。以此来衡量曹丕、曹植结交名士的表现，高下立判。
曹操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因而也充满了感情因素。这是与“国事”对应的另一个方面。《曹植传》称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表明曹植的性情、习尚与曹操相投合，言辞对答也令其惬意，因而深受宠爱。在联络父子感情方面，曹植捷足先登。又《贾诩传》称：“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贾诩不愧为“论智计者”之宗主，他提出的上述建议，正是看似平凡、实则高明的“自固之术”，对于联络父子感情，极具针对性。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史籍中的下列记述。《三国志》卷二一《吴质传》注引《世语》载：曹操出征，曹丕、曹植送于路侧。曹植称述功德，出口成章。曹丕受吴质启发，临别时哭泣而拜，“王（曹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前引《曹植传》载：“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三国志》卷二○《赵王幹传》载：“幹母（王昭仪）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幹母有力。”概括而言，曹丕“深自砥砺”，或“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收到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曹操对曹植的眷爱之情。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获得两点认识。首先，曹操一生爱才惜才，对己子尤其如此。他因曹植之才而特加宠爱，以致欲立为嗣，其中情感因素实居主导方面。但是，通过多方调查，发现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都不能令人满意，而曹丕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势力却相当强大，为避免不测之变，于是郑重地决定立曹丕为嗣。其间，曹操经历了以理性思考澄清感性认识的过程。不以感情用事，而是正确地审度时势，正是曹操在立嗣这类重大决策方面的英明之处。顺便提及，前引《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尤其是《贾诩传》关于立嗣问题的结论性记述，把握住了该问题的最突出现象，其丰富内涵则需要我们依据史实加以阐述。
其次，择立继嗣的过程实际上是篡汉建魏的一次预演，因为无论支持曹丕或支持曹植，都是以承认“大魏”为前提条件的。曹操力图以魏代汉，臣僚们自然清楚，因此，对“大魏”立嗣关心，即显示了一种明确的支持态度，而持反对态度者，则不预于立嗣议论。我们判断崔琰并非真正要反对曹操晋封魏王，这也是根据之一。总之，立嗣问题超出了其本身，意义重大。
综合以上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曹丕、曹植争嗣起于建安十七至十九年间，原因是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同时，曹操在立嗣观念上重视政治才能，颇为轻视“立子以长”的宗法制传统和原则。在此之前，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实际政治地位，曹植无法比拟。
二、曹操有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却对其政治抱负和才能不敢确信。就才能而言，曹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文才和论说之才，能否转化为实际政治能力尚属疑问。因此，曹操对曹植及曹丕进行了考察。结果，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终究不能令曹操放心。
三、于是，曹操转而征求各下属机构中僚属的意见。一方面，崔琰、贾诩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见影响了曹操的判断，尤其是舍长立幼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迫使他放弃了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另一方面，曹植的支持者丁仪的政治表现，杨修的复杂背景，以及曹植本人结交名士的态度等，都对曹植争嗣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其中充满了感情因素。曹植本来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经过曹丕的种种努力，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上篇第五章“曹操立嗣问题考辨”，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